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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这两只狼还要窝里斗。李傕把皇帝抢到自己营里，郭汜则把百官抢到自己军中。直到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死者数万，兴义将军杨奉和董太后的侄子董承等人，才得以护送汉献帝还京洛阳。
这一去就是一年的颠沛流离，天子又变成了浪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皇帝终于回到洛阳。面对被董卓烧毁破败不堪的京城，汉献帝欲哭无泪。
如此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和民族当然是不幸，却给了争霸的关东诸侯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对他们也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他们对国家民族是否忠诚，也考验他们能否抓住机遇发展壮大。
事实证明，曹操集团考试合格。
实际上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代理兖州牧的曹操便与谋士毛玠（读如介）有过一番长谈。这番话，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曹操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的基础，堪称“毛玠版”的《隆中对》。
毛玠指出，董卓之乱以来，社会动荡，国本动摇，经济崩溃，灾难流行，可谓国既不泰，民也不安，确实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成就王霸之业。可惜袁绍和刘表之流貌似强大，却目光短浅，不知根本。
根本是什么？一是正义，二是实力。实力当中，又首先是经济实力。有了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也就能克敌制胜，这就叫“兵义者胜”。有了经济的力量，就财大气粗，也就能进退自如，这就叫“守位以财”。
总之，有了这两条，就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毛玠提出三项建议，即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修耕植是经济战略，畜军资是军事战略，可谓“纲领性文件”。6
曹操立即采纳了毛玠的建议，并派使者前往长安联系朝廷，却被河内太守张杨拦住，不得过境。
这时，一个名叫董昭的人出来帮了大忙。7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由于袁绍听信谗言对他产生怀疑，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半路被张杨收留。董昭看出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便说服张杨与曹操合作，又自己掏钱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和郭汜送礼。从此曹操跟朝廷有了来往，并被正式任命为兖州牧。
汉献帝回到洛阳后，曹操立即派堂弟曹洪前往洛阳拜见天子，却遭到董承和袁术的拦截。董昭帮助曹操的办法是去找杨奉。因为他发现皇帝身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中，杨奉实力最强而根基最浅，很希望得到外援。
于是董昭自作主张替曹操写了一封信，开出的政治交易条件是：杨奉出兵，曹操出粮；杨奉主持朝政，曹操做外援。董昭还替曹操信誓旦旦：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杨奉欣然同意，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并承袭父爵费亭侯。正好这时董承跟别人闹了矛盾，也派人请曹操出兵洛阳。迎奉天子的障碍一一扫除。
八月十八日，曹操进入洛阳，拜见了汉献帝。
曹操带来了皇帝久违了的问候，也带来了皇帝许久不见的粮食和酒肉。他万万没有想到，至尊天子的饮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皇帝也没有想到，在这混乱的年头居然还当真有人惦记他，尊奉他。君臣相见，都感慨万分。
于是天子下诏，授予曹操符节和黄钺，录尚书事。授予符节，就有了军中执法权；授予黄钺，就有了内外指挥权；录尚书事，就有了最高行政权。
曹操今非昔比。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这时的皇帝，其实被捏在兴义将军杨奉手上。曹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依靠并没有权威的皇帝行使权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董昭又帮了曹操一把。他建议曹操将皇上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今河南许昌），借口则是洛阳无粮，要就食于鲁阳。鲁阳（今河南鲁山）距许县不过咫尺，离杨奉所在的梁县（今河南汝州）也不算远，暗度陈仓并不难，杨奉也不会怀疑。
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许县。
这下子杨奉才发现上当受骗。他想跟曹操算账，曹操却抄了他的老窝。被历史抛弃的杨奉走投无路，只好跟他的同伙去投奔袁术，后来被刘备谋杀。8
暂时住进曹操行辕的皇帝却非常满意。曹操不但大大地改善了他和朝官的生活，而且做得非常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他在为皇帝提供日用品的时候，采取的竟是“归还公物”的方式。曹操说：这些东西都是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现在陛下起居不便，理应归还。9
曹操的这份细心不能不让皇帝感动。感动之余，皇帝也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忠臣，甚至庆幸上天赐给他这样一个救星。他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货在军阀们的手上被倒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被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于是天子下诏，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武平侯是县侯，比原来那个只是亭侯的费亭侯高了两级。更重要的是，大将军是武帝以来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从卫青到王莽，再到后来的梁冀、何进，都是大将军。10
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全部程序，获得了从前没有的崇高地位，他可以号令天下了吗？
不能，因为袁绍不愿意。
曹袁之别
袁绍怒不可遏。
曹操当了大将军以后，袁绍被任命为太尉。袁绍马上就跳了起来，因为太尉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气哼哼地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这家伙如此忘恩负义，难道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11
这大约就是所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起因，也是证据：献帝便是他挟持的天子，袁绍则是他企图号令的诸侯。可惜曹操并不承认。无论他或他的谋士，都没有说过这句话，也没有使用过“挟天子”的提法。
曹操方面的说法是什么？
奉天子。奉天子以令不臣，奉天子以令天下。12
挟天子与奉天子，有区别吗？
当然有，而且是本质区别。奉是尊奉和维护，挟是挟持和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从中央，“令诸侯”是要别人服从自己。前者是纲领，后者是策略；前者要实现国家统一，后者要实现个人野心，岂可同日而语？
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
别人说曹操的。比如诸葛亮，就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集团的人，也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作为政治对手，他们都知道“挟天子”是不道德的，因此毫不犹豫地给曹操戴上了这顶帽子。13
其实此话的最早版本，来自袁绍的谋士沮授（沮读如居）和田丰。沮授的说法，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的说法，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这是他们对袁绍的建议。14
两人使用的词，也都是“挟”。
看来，袁绍集团几乎从一开始就境界不高。相反，曹操这边则不但有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有荀彧的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荀彧说，有此大顺、大略和大德，就堂堂正正，气壮山河，无往而不胜。15
显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任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
格调和品位，高下立判。
谋士的格调就是东家的品位。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那时，曹操是重义的，或装作重义的样子。
不过，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设定的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套上了紧箍咒，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悍然称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曹操在野心膨胀时对他们产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自杀，毛玠也下了大狱，差一点死掉。
这当然是后话，现在再看沮授。
沮授是袁绍从韩馥手里骗得冀州之后，顺便接收的谋士之一。他投靠袁绍后，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正如毛玠的谈话是“曹操版”的《隆中对》，沮授的谈话也可以算作“袁绍版”的，而且说得文采飞扬──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
这席话说得袁绍热血沸腾，当即表示“此吾心也”。可惜袁绍大约只听进去了那些溢美之词，沮授最希望的迎奉天子和恢复社稷却并未实行。16
于是，在曹操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沮授再次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的策略，然而遭到其他人反对。他们认为，东汉王朝眼看就要完蛋，大家都在问鼎中原。与其把皇帝弄到身边，不如先得手为王。17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犹豫，曹操就抢了先。
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以后，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曹操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反对派则被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无论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借用或动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18
曹操捷足先登，占了大便宜。
袁绍则吃了个大亏。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