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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叨扰杨掌柜的和您的家人了。”顾同一笑，又一一见过了杨旭光的家人，宾主又免不了一番寒暄，然后才一起用过晚餐。
吃罢饭，杨旭光的老婆以及几个儿子自觉的退了下去，芸娘也知道顾同和杨旭光有要事相商，所以就主动的带着晴儿和乌兰两个丫头回房歇息了，等众人散去，屋子里就只剩下顾同、柳师师、何方还有杨旭光四人。
“这里没有其他人，就咱们几个，聚在一起呢，就是想和你们说说未来几年关于票号发展的一些事情。”顾同开了个头，也没有停滞，继续向三人说道：“我此次主政大同府，治理西京十几州，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差池，可能未来几年就要在这里扎根，发芽，有些事情，官面上不好去做，到时候我就会交到票号里去做，所以未来，票号不仅仅是一家汇兑的商业机构，更加是我手底下的一张经济牌，所以，我希望到时候师师还有杨大掌柜的能够多多帮扶我。”
“大人客气了，说实话，我早就觉得票号应该把总部迁到北边来，不管是太原还是大同，都要比落败的长安好，这里经济发展的好，票号会更有用武之地的！”杨旭光满脸笑意的说道。
“这个是自然，因为柳老先生去世，所以票号当初定下的股份和分红也要变动，柳老先生当初只占了一成股份，现在也留到师师手中，所以从今天之后，大股东还是我，五成干股，二股东仍是杨老先生，两成股，师师其后，也是两成股，再加上当初答应给神武军的一成股，日后，就按照这个模式来分红！”顾同看向柳师师，她是票号的大掌柜，这些事情的她来掌握。
进入工作状态的柳师师，一点儿也看不出当初柳三变逝世之后的小女儿姿态。
“你这个大东家就放心吧，银子也不是你一家，我们这几家也出了银子在里面，不会赔银子的。”柳师师一笑，然后把票号这近一年的时间发展的状况对众人讲道：“这几个月来，票号总的发展形势还是比较平稳的，没什么大的波澜，因为是才一开始，具体有多少盈利，我也不好估摸，花销也大，不过自从一个月前长安的那场****中，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整个北地，开始有闹钱荒的样子了，银子和铜钱的比对越来越大，像上次的那场挤兑风波，我就是死死的压着银子，只允许将存在库里的铜钱往出兑，我看，过不了多久，整个北地，就会闹钱荒，到时候如何应对，最好也提前拿出来一个应对。”
“钱荒”这个词，自从北宋年间就有了，乃是家向当时的宋仁宗针对时弊上书时所呈，讲的是北宋民间铜钱不足的这一状况，可是钱荒，却不只存在于两宋，北边的辽金两朝钱荒问题比起两宋是有过之而无不足。
大金建国之后，因为统治者是马背上得天下，对于经济之道并不怎么会，所以大抵上沿用的还是北宋的那一套。
由于北宋高度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影响，在统治北中国以后，大金国商品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对铜钱的需求也就猛然增长，但铜钱的主要原料——铜，因为开采技术和铜矿不足的限制，产量远远不能同同时期的南方相比。
因此，无奈之下，完颜阿骨打及其继任者只好仿效宋朝铜禁政策，大兴括铜之法。正隆二年（公元1158年）冬十月，金海陵王“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经过积累后，正隆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从此以后，金朝才算是拥有了自己发行的铜钱。
但这，却也只能解一时之渴，比起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铜钱的缺口也越来越大。
注：肉好（rouhǎo）古代圆形玉器和钱币等的边和孔。肉﹐边；好﹐中间的孔。隋文帝重铸五株钱，禁止南北朝时所发行的劣币。此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所以民间称其为肉好。隋唐年间，与绢布同时作为货币通行全国。本文中取第一层意思。
第162章 关于经济的构想（中）
脑海中回想着即在历史书上的宋金货币史中的一些记载，再结合柳师师所说的月前开始出现的闹钱荒的这一状况，顾同不由的联想到了金章宗末年，因为金朝货币混乱而爆发的那场震动甚至可以说是摧垮大金经济的震荡。
顾同清楚的记得，在海陵王搜刮民间之铜后，金朝始铸铜钱，可是，这犹不能满足因为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于货币的需要。
海陵王之后，金世宗即位，积极筹措铜源，为铸钱作准备。
为此，金世宗下令，收括民间现存铜货，大力实施铜禁。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对于民间允许存留的铜器，朝廷也加以优惠价格收购。
搜刮民间铜器的同时，金朝也开始积极开采铜矿，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甚至一度千里迢迢，“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但北方铜产稀缺，此举更多出自一种象征意义而实际意义十分有限。
经过十余年的积蓄，金朝开始掌握了相当多数量的铜。大定十八年，金朝在代州立监铸钱，“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大定十九年，年铸钱量为一万六千余贯。大定二十年，名代州监为阜通监，设专官管理，甚至一度以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可见世宗对于铸钱的高度重视。大定二十七年，又在曲阳设立利通监。两监岁铸钱达到十四万余贯。不过由于官吏**及管理不善等原因，铸钱的成本一直高居不下。大定末期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高达八十余万贯，成本为币值的5。7倍，已经为政府难以承受，章宗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罢阜通、利通二监。
章宗后期，随着对外用兵而造成的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在交钞阻滞和发行银币中途下马的情况下金政府无奈之下又想到增铸铜钱。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章宗的目的是想用财政手段使铸币的名价高于实价，可是非但没有解除危机，反而更加促进通货膨胀。
总的说来，大金在铸造铜钱方面，本朝的铜钱投入市场量远远达不到替代旧钱的程度，“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正隆、大定、泰和间，始铸新钱，余皆宋旧钱”，可见金朝在铸钱量来看，超过辽朝和西夏，但远远不及北宋时期的铸钱量，与同时期的南宋相比也略逊一筹。
因为铜钱不足，金朝统治者只好利用已经在两宋发展起来的交子发展纸质货币。不过不同于两宋先铸造铜钱后发布纸币的惯例，金朝却是别开生面，先印行纸币而后铸造铜钱。“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海陵迁中都，徙榷货物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蔡松年建议下金朝在河南路发行了交钞，“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以铜钱为本位，与辽宋钱并行。交钞与铜钱的比值是一比一。
交钞最初只限于河南一路流通，“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朝政府始终注意控制交钞发行量，使交钞信用非常高。在这种条件下，交钞轻便的优越性日渐突出。最终交钞跨过黄河，流通于大金各路。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合同交钞，即京师与各路，各路与各路之间订立的相互流通的合同。合同交钞的出现，表明金代的纸币有逐渐向全国流通的趋势，此为同时期的南宋会子等纸币无法比拟。
交钞最初发行时，“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是学习宋代交钞分界法而来。分界制度虽然有利于国家控制、调节交钞的流通量和发行量，但又不利于保持纸币的稳定和信用，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于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朝廷就交钞是否继续发行和七年厘革制是否要废除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后“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纸币从有界期发展到无限期流通，标志交钞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在商品交换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但是，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特别是在连续用兵而财政困难的背景下，取消七年厘革制后，交钞越发越多，导致钱重钞轻，支而不入。
明昌四年，交钞阻滞在陕西开始出现，对此章宗君臣不断讨论此问题。如讨论限钱问题，企图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间蓄钱投入流通。如在一些路分诸科名钱银钞各半，并减少官兵俸禄中钞的比例，企图回收一部分交钞。如以行政手段强迫部分路的人民使用一贯以上的大钞，若大钞不行则行小钞，最后到了提高小钞身价把它当作与铜钱相等的钞本的地步。
结果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而在民间“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在由社会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矛盾扩大的情况下，金朝君臣不是以大力改革前弊为做作，只是竭力调整货币政策，企图消除财政危机，最终越修补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