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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最初是英国人的发明物，按《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解释：“集中营”是关押政治犯、少数民族、特殊社团的拘留中心。某些政府出于国家安全、拓荒或惩罚反抗者，通过行政或军事命令将某些特定人群集中拘禁。这些被集中羁押者不是因为个人原因，往往由于从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政治组织或某种信仰。这种羁押未经合法起诉，更没有公正的审判程序。
集中营不是根据《宪法》关押民事、刑事罪犯的普通监狱，不是依据《战争法律》关押被俘军事人员的战俘营，也不是为流动人口提供膳宿的临时收容安置中心。在许多极权国家，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了加强集权统治，设立各种政治集中营、劳改营，它们实际都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的特别监狱。
二、希特勒借“国会纵火案”说事
与我们熟知的严肃历史记载不同，据美国TIMELIFE 40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一家之言，1933年2月27日，来自阿姆斯特丹，半瞎、低能的荷兰人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在柏林一家酒吧信口开河，借着酒劲放大话，自称要烧了德国国会。一旁的冲锋队闻言不动声色，没有惊动卢贝，而是贴在卢贝身后暗中监视。眼看着半瞎的卢贝摸进帝国大厦，强行脱掉他的上衣当做引火之物放火，待烈焰滚滚、浓烟冲天后，再叫来警察当场抓住赤裸上身的卢贝。戈林接到密报立即赶赴火场，当众宣布：“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号，每个共产党头子都该枪毙！每个共产党议员都该绞死！”
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和另外四名共产党一起被送上柏林法庭，其中一名德共党员，另外三位是来访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及两名助手。连瞎带傻的卢贝在法庭上对纵火案供认不讳。法庭当即宣判卢贝犯有纵火罪和叛国罪，考虑卢贝认罪伏法，态度良好，故从轻发落，由绞刑改判砍头。其他四位共产党慷慨陈词，声明自己与纵火的卢贝毫无牵连，被当庭无罪开释。
此举让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另眼相看，误以为只有国社党才是德国的安全保障。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国社党威望一路飚升，获得国会608个议席中的288个，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大选后的希特勒成为合法总理，借“国会纵火案”说事，宣布强化首都安定，清洗持不同政见者，光共产党就逮捕了4000多人。他还用冲锋队补充警察加强社会治安，把国家机器变成自己一党专政的暴力工具。
今天，在德国柏林帝国大厦议会前，树立着几十块乌黑的金属板，每块金属板都一端朝下，插在帝国大厦左前方的雪地里。我粗粗一数，整整70块，每块金属板都代表一名被国社党清洗的国会议员。我用皮手套拂去金属板上的积雪，露出深刻在钢板上的被清洗者姓名、生卒年月、被囚禁的集中营、党派。第一块钢板是“Lotte Zinke，1891年生，1944死，囚禁于Kz Ravensbruck集中营，德国共产党KPD”。第二块钢板是“Johanna Tesch，1875年生，1945年死，囚禁于Kz Ravenshbruck集中营，德国社会党议员”……
达豪：集中营之母（2）
三、抢着对展板前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1933年，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组阁政府，通过各种法令限制其他党派的参政、议政。这一年，德国第一座集中营开始在达豪动工，由希姆莱的党卫军直接管理，用来拘留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
随着法西斯政权逐步稳固，党卫军的镇压范围迅速扩大到抵制政府政策的犹太社团。因为犹太人凭借金融、经济、学术、宗教影响力，不断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政策提出质疑、消极抵制。1935年，德国通过《纽伦堡法》限制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其他民族通婚。
1938年德国合并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区以后，苏联将芬兰东南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岛屿收并，强租汉科港30年。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国占领波兰西部、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在光天化日之下瓜分了波兰。
1940年，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秘密设立“灭绝集中营（Extermination Camp）”，这是国社党集中营制度的登峰之作。“灭绝集中营”以波兰的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最为著名。在某些灭绝营里，如布痕瓦尔德灭绝营，许多新毒素和抗毒素、新外科手术以及人工诱发疾病都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集中营遍布全欧洲，集中营里的关押者被强迫当做辅助劳力，他们必须拼命劳动以挣得食物作为工资，改造思想，无力劳动者只有饿死。为免于饥饿，许多人因为劳动过度疲劳而死，被形容为“自然解决”。到二次大战末期，“灭绝集中营”的规模、范围都无限扩大，除持不同政见者、犹太人以外，大约有40万吉普赛人也被消灭。
1942年1月20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柏林南郊靠近波茨坦的度假村召开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海德里希为首的15名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帝国中央保安局犹太人处处长艾希曼等制定决议，决定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由于二战愈演愈烈，放逐犹太人的计划暂时无法实行。
万塞会议形成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欧洲搜捕犹太人，将他们集中东运，组成劳改队，任其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中“自然减少”。万塞会议的最终文件突出劳改性质，没有提到“灭绝”、“处死”。但此后不久，波兰灭绝营中出现了第一个毒气室。
万塞会议遗址陈列着英、法、德、意、西班牙、阿拉伯、希伯莱、日本、荷兰……十几种文字的宣传材料，谴责国社党迫害犹太人，要求德意志民族自觉自省。
我在万塞会议旧址发现这样一条史料：“1939年10月以前，上海是世界上唯一接受犹太难民的城市，这年共有14000名犹太难民逃亡上海，他们大多都在中国找到了工作。1941年战争爆发后，逃亡上海的难民增多到17000人，其中90％是犹太难民。1943～1945年日本人占领上海，这些难民再次被拘留。”看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抢着对展板前参观的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四、中国历来宽容有各种怪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
中国历来宽容有各种怪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盛唐的番僧、昆仑奴……都是如此。河南人在宋朝就开始容留精明、吝啬的犹太人，中国人宽厚地把犹太教称作“一赐乐业教”。
文明的欧洲迫害犹太人由来已久，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残酷统治，绝大多数犹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而流落世界各地。中世纪，犹太人饱受封建主与僧侣的压迫。盎格鲁－撒克逊最著名的W·莎士比亚1596年发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把犹太人夏洛克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
1879年德国作家W。马尔最早使用“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这个词，用以表述近、现代仇视、排斥、压迫和残害流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社会思潮与行为。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西欧一些国家，犹太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在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仍然存在仇视犹太人的现象。俄国沙皇政府特别仇视犹太人，并竭力煽动工农仇恨犹太人。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在敖德萨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也掀起残害犹太人的浪潮。1905年革命时期，在100个城市里计有4000多犹太人被杀，1万多犹太人被打伤致残。19世纪末，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诬告犹太人军官A。德雷福斯向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提供情报，从事间谍与叛国活动，判处他无期徒刑。一些极端分子举行示威，高呼“枪毙犹太人”的口号。经过共和派和主持正义人士的斗争，至1906年当局才宣布将德雷福斯无罪释放。在19世纪末的德国曾有20多万人在致俾斯麦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褫夺犹太人的公民权。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犹太人得到了解放，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仍不时挑起对散居于各国的犹太人的仇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德国获得政权后，鼓吹雅利安人优越，将反犹太主义发展成极端的灭犹主义。纳粹党徒采用枪杀、毒气窒息、饿死和活埋等手段，企图消灭所占领的波兰、苏联及欧洲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所有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其他各地被折磨和残害致死的犹太人总数约有600万人。
达豪：集中营之母（3）
盖世太保（Gestapo，德国国家秘密警察，又译作格杀打扑）具有“预防性逮捕权”，他们会同党卫军（SS）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共产党人、左派人士、抵抗战士未经审判就投进各种集中营。
五、希特勒将人类文化遗产改头换面，为其独裁所用。
达豪作为德国第一座集中营被称为“集中营之母”，铁栅栏大门做工精致，巴伐利亚一流的制造工艺，保时捷、迈巴赫、奔驰、宝马的先进技术被用来打造囚禁人们自由的牢笼。铁栅栏大门被巧妙焊成精美的德语—— “ARBEIT MACHT FREI（劳动给人自由）”。这句席勒、马克思推崇的名言，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曲解、利用，成了镇压人民自由的最高指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分善于利用人类文化遗产，改头换面后为一党独裁所用。这种“劳动给人自由”的制式大门，迅速普及到欧洲各地，就像由这里开向世界各地的奔驰、宝马、保时捷、劳斯莱斯、本特利、迈巴赫汽车，成为人类极至人生摹仿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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