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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别着急，还是按规矩来，先请会计把今年的收支情况报一下。”
昊宇读了一串数字：
小麦：266000斤，上交137000斤；
水稻：285000斤，上交180000斤；
大豆：130000斤，上交60000斤；
苞米：80000斤，上交54000斤；
谷子：20000斤，上交10000斤。
今年粮食收成共计78。1万斤，除去口粮、种子、饲料、储备粮外，共上交公粮44。1万斤。
其中小麦平均每斤0。13元、水稻平均每斤0。14元、大豆平均每斤0。17元、苞米平均每斤0。07元、谷子平均每斤0。085元，共计粮食产值103880元，再加上副业收入8120元，今年总收入112000元。
扣除机械、化肥、设备、水泥、种子和来年预留款，可分红现金43250元。
根据统计出来的工分总数，每个工可分红1。73元。
昊宇一宣布完，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我说：“我作几个补充，大伙再一起议吧。
一、今年生产队上交肥猪60头、菜牛2头、牛皮3张、马尾鬃15斤、白瓜籽600斤、土豆1200斤，这些收入已经算在副业里了。
二、我算了一下，今年同1975年我第一年当队长比，粮食收成增加了11万斤，但上交公粮才增加48000斤，主要是因为生产队一批读书的孩子毕业参加生产队劳动，口粮标准提高了，再加上接受了一批黑河知青和关内新落户的人，人口增加了。
三、这个分红值不是生产队历史上最高的，因为今年搞了好几项基本建设，购颗粒肥机器、搞提水站建设、建豆腐坊、电磨坊，生产成本开支增加；包括旅差费、补助费、机器维修费、电费以及其它一些零碎开支增加了，而产生的效益还没充分显示出来。”
老吴说：“基本建设是多搞了一点，但不搞颗粒肥小麦不会增产，不搞提水站，水稻也不会增产。豆腐坊和电磨坊才开了半年，但今年狠狠心把本投下去，收益的可不是一年，值！问题是以后再不要接受新来的人了，负担越来越重呀。”
保管员李胜俊说：“我看在其它方面还要改进，像在电动机使用、线麻使用上，大手大脚，浪费现象很严重。”
贫协主任李承新说：“畜牧制度不严，赶车人员不稳，马匹安排无序，如果注意了，生产成本也能降低。”
看来，大家对当年的分红方案没有异议，话题集中在明年需要注意的事项上，提了不少好建议。
昊宇没功夫听这些，急着要去做分红的账表。今天会议重点就是这事，昊宇一走，会议也散了。天色还早，走出烟雾腾腾的宿舍，能看到边防岗楼下那幢容纳上百人的知青食堂兼生产队会议室。
那年，由华国峰特批，沿着爱辉古城的江岸，新筑了好几公里的水泥江堤，江堤上铺了平整的水泥道，竖起了漂亮的拦杆。
我们的这幢水泥建筑，就紧靠着江堤，大家都说去看看。负责建房的云龙跟着大家，兴致勃勃地介绍：“你们看看，这房子打的是石头地基，全部砖墙，外面再砌水泥，结实！土建已经全部完成，门窗木工也做完了，明年一开春，上玻璃、刷粉、涂漆就可以用了。”
几个老乡队委踩着铺好砖的地，看到大拱圆的梁和面对黑龙江的超大窗，嘴里发出啧啧赞叹。
我问：“怎么样？平时知青在这里吃饭，晚上社员在这里开会，面积够了吧。”
老吴说：“敢情！180平方米，够宽敞。”
我说：“再铺一条水泥道，同江边新修的大堤连起来，以后大家开会时连江边溜达都有了。”
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我对未来的生活还有着一种希望，还沉迷在边境的插队生活中。
前些日子，黑河师范的一个同学来爱辉办事，看到我就问：“这次高考你没参加？”
我很奇怪他会问这个问题：“我？开玩笑，我不是上过学了吗？”
尽管我从来就不满意中专的学历，但始终认为自己阴差阳错地被推荐上过一次学校，以后就再也不要去想上大学的事了，我对将来在农村长期扎根下去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次恢复高考，在我的眼里，就如同以前推荐上学一样，我只是个旁观者，连报名都根本没想过。
几天后，父母的一封电报，改变了一切。
182、一封电报 ＇本章字数：210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28 08：58：08。0＇
1月15日下午3点左右，接到父母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内容如下：“家有要事，速回。电汇路费50元。”
前些日子，我刚写了家信，告诉父母，今年分红到手现金390多元，不回上海过年了。
这是我下乡快八年来，第一次收到父母的电报。
估计父母一收到我的信，就打来了这封电报。什么要事？还要电汇50元让我速回？
我不愿从坏的方面想，也不敢从坏的方面想。
我今年本来没有回上海的打算，一是因为今年3月刚从上海探亲回来，按惯例当年就不回去了。二是因为北面水利工程要开始规划第二期，过两天县里又要开四级干部会，今年冬天生产队的事太多。
但家里有“要事”，父母在召唤，不回去能行吗？
晚饭后，我找大队书记老郭汇报此事。
老郭关心地问：“家里出了什么大事？”
我说：“我一点儿也不清楚。”
老郭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那就回去一次吧。”
当晚我立即召开队委会，安排三件事：一、奖劳模、困难户补助和特种工工分补助。二、78年生产指标和种植地块落实。三、针对压缩生产成本，制定一些规章制度。
会后，我和晓晗整理行装到深夜。
我在开会的时候，晓晗已经四下里去帮我弄了一些瓜子豆油，把两只旅行袋塞得满满的，这时，她用忐忑不安的眼神望着我说：“你一个人上路，自己要千万小心。”
我说：“还是一起回上海吧。我的钱够俩人走两个来回了。”这话我说了好几遍。
晓晗坚持说今年冬天要制作35吨腐殖酸铵肥，回不去。其实，我知道她把分红的钱全寄回了家，身上已经没有路费。
听我又在说这话，晓晗摇摇头说：“你有急事，我又没什么事，别浪费钱。”
自从谈恋爱以后，我们还是第一次分离，心里都有些不好受。默默地对望了一阵，我对晓晗说：“别想我，我处理好家事会很快回来的。”
晓晗勉强地一笑：“但愿家里都平安，你也能……”话没说完，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说了句：“明早我不送了”便转身离去。
东北农村有“上马饺子下马面”的习惯。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老吴把我叫到家里，吃了一顿饺子，挺咸的，又喝了点酒，挺闷的。
7点半，我独自一人上了去黑河的客车。
我这次去黑河，经熟人介绍，搭上去罕达气拉粮的便车，再从罕达气搭车，晚上19：50分到嫩江，正好有20：01分从嫩江直达上海的火车，赶紧买票进站，随着车轮的轰轰声，我疲倦地进入了梦乡。
一路上心事重重，除了吃饭上厕所，就闷头大睡，不言不语。快到上海了，我打开窗户，让清凉的风吹进混浊的车厢。好舒服呀，这南方的风！湿润的风！
一个在安徽蚌埠上车的知青说话了：“冷呀！把窗关上吧。”
我依然无语，把窗关上，心里不由觉得好笑，几年的不同生活，已经使我们这些原来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人产生南北差异了。
冬天一月的风，当然是冷的，但对我们这些闯荡在冰天雪地零下30多度的东北知青来讲，上海的风，就如同春天一般。
回到家，我一路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家里没有发生任何事！
晚上，父母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参加12月份的高考？
原来，他们是为了动员我参加高考而把我紧急召回的。
我说，我已经被推荐读过一次中专了。父母问，这次恢复高考公布的招生对象条件中，哪一条限制了你？
我说，我不想离开还留在农村的那些知青。父母问，恢复高考是对知青“一片红”上山下乡的纠正，你以为那些知青将来还会留在农村？
父母问我：“你不是不满意仅仅读中专吗？现在恢复高考，给了你公平公正读大学的机会，你要从自我束缚中走出来。以后干什么都不要紧，先完成大学学业再说。”
与父母一夜长谈后，我一人走在无人的马路上，插队八年来渴望读书的一幕幕场景在脑海中再现：
出发黑龙江插队前，我日以继夜地手抄王力的《诗词格律》和少儿读本《古代诗歌三百首》，想手里能有多一些的可读的书。
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多少个深夜，别人皆睡，唯我独醒，在艰苦的劳动后还在超支自己的体力，记日记，背诗，看书做笔记，不想荒废了大好年华。
下乡两年后，被推荐去读黑河师范中专，我陷入去与不去的两难困境，不知心里多少次问自己：“我能提出不去读中专吗？我想去上大学！”
直到去黑河师范读书时，我还不甘心地问老师：“一个人应该完成的最基本学业是什么？”
没读大学，成为我心中一个死结，我选择了重回农村，想用高尔基的“社会大学”来安慰自己，梦想去做一个农民作家。
不知怎么搞的，当了队长后，粮食生产、基建规划、分红收入……就像草甸子里一层又一层的枯叶，覆盖了以前没读大学的遗憾，淹埋了以前想读大学的欲望。
读大学这事，已经在我心中腐烂得无影无踪。
本已无望的高考，现在突降面前，沉埋了八年的种子，褪化了硬壳，拱出了新芽。
掐指一算，我已经25岁，正好是当年理论上大学生推荐的年龄上限。我问自己：不再占用所谓的有限名额，完全依靠自己本事，各显神通，与人无争，应该没对不起谁吧？
然后，我回答我自己：没有对不起谁，也不再有什么束缚，我要去完成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愿望――读大学。
凌晨的鱼肚白已经在天际出现，上海的冬夜也有露水，脸部敏感的皮肤和精灵的眼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