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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是从家门口造反派贴的标语上知道父亲死了,她不理解母亲为什么瞒着自己,使自己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从此与母亲不再说话。
到“一片红”插队时,小红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家。六九届第一批下乡的名额是云南,她二话不说就去云南插队。
小红是带着对妈妈的一丝恨意离开上海的。
1974年,小红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不知道她在农村经历了什么,总之是精神崩溃了。
可怜的张阿姨,朝思暮盼,迎回的是一个已经痴呆的女儿。原本还指望女儿会有一天体谅到母亲当时的用心,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听说张阿姨丈夫的冤案最近就要平反昭雪,但谁又能抚平留给这个家庭的伤痛和疤痕呢?张阿姨一天天苍老,她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
听完这个故事,我不由感慨:“相比之下,我们一家还算是幸运的。”
云龙的哥哥结婚,把我们叫到他家去喝酒。
已经回上海的刘金鹏、高朗也一起来相聚。那晚,我们五人喝了塑料桶装的10公斤黄酒、一瓶白酒、一瓶红酒,直到把云龙家的酒全部喝完。
半夜,我们从云龙家那个只能通过一人的木楼梯下来,五个人像一串倒下的骨牌,滚到楼底下。
爬起来,大家手拉着手,横着走在冷清的马路上,一帮等通宵车的人惊诧地看着我们五个醉鬼。
第二天睡到快中午,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我:“起来,吃回笼酒去!”
睁眼一看,是云龙的父亲,笑呤呤地站在我的床头。我们几个知青都住在一个居委会,家里人相互也都非常熟悉。
我说:“真喝不动了。”
云龙父亲说:“回笼酒是解酒的,喝了就不醉了。快起来,另外几个已经到了。”
这酒喝得,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170、雪封灵岩 '本章字数:175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2 17:27:57。0'
我和晓晗这次除了回上海探亲过年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征求双方家长对我们恋爱的意见。
晓晗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她母亲有些意见,主要是对我的苏北祖籍有看法。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民国时期,流进上海最多的就是苏北人和宁波人。由于苏北人大多从事下等职业,导致上海人-主要是宁波人对苏北人的普遍歧视。歧视严重的年代里,宁波人是绝对不肯与苏北人通婚的。
晓晗祖籍就是宁波。
但晓晗父亲的看法不一样,认为我父母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南下的干部,是不是苏北人又有什么关系?
我对晓晗说:“秦灭六国,这么厉害,最后败在了苏北人刘邦项羽手中;你我都是汉族,知道怎么来的?是苏北人打造了汉朝后才形成的;苏北人文有《西游记》、《水浒传》,武有韩信和萧何。远的不说,就拿现代来说,梅兰芳的戏你妈喜欢听吧,他是苏北人;周总理的才华无人不服吧,他也是苏北人。”
晓晗笑了,打断我的话:“我妈也只是说说,并没有反对我们恋爱,再说我又不在乎的。好了,说说你父母的意见吧。”
我说:“奇怪呀,我父母既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
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预兆。沉默了好一阵,我转移了话题:“老呆在上海有一点无聊,我们去一次苏州吧,当天去当天就可以回来。”
苏州,和我家之间有一种天生的渊源。
很小的时候就听祖父说过,6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苏州阊门,“红绳赶散”时才到了苏北。
后来我查过资料,历史记载是这样的: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的红巾军打下苏州,将大约40多万江南民众强迁至苏北,史称“红巾赶散”或“红绳赶散”,于是祖先们被赶到了涟水这一片盐碱地上。
有关专家对这一历史记载有疑义,认为江南移民后裔都说自己祖籍阊门,这一说法“半真半假”,因为阊门的名气极大,很多不知祖籍何处的移民后裔们,便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集体附会“祖籍阊门”。
但不管怎么说,祖先江南人是肯定的。
我的祖祖辈辈认定苏州阊门是心目中的“根”,他们再也回不到故乡,只能把苏州的小桥流水人家当作是梦中的幻影,以至于把睡觉进入梦乡称之为“到苏州”了。
苏州的渊源不光是祖先的梦,还与我的父母有关。
1949年4月,父母渡江南下,参加对苏州的军管工作,在苏州生下大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大姐一年以后夭折,被葬在苏州。
当然,我也与苏州有些渊源。
这是我走出上海后去的第一个地方。1966年冬,13岁的我和云龙、蔡景行等六个同学相约,步行到苏州串联,帮我父亲找到了老战友一家。
1968年夏,我父母被打倒抓走,我再去苏州,想去求助父亲的老战友,但父亲老战友爱莫能助。也就是这第二次苏州之行,彻底熄灭了我改变境遇的希望,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出发去苏州的那天,南方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
我们乘长途车到木渎,这天的灵岩山,就像我俩的包场。笼罩在白茫茫之中,厚雪覆盖了上山的路,只有我们俩人的脚印向山上延伸。空无一人的林间,除了我们踩雪的嘎吱声,寂静得能听见雪片落地的声音。
我向晓晗讲解这里的景点:
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使用美人计,在这里向吴王夫差献西施。吴王夫差为此在山顶建造了“馆娃宫”,至今还存有吴王井、流花池、玩月池、西施洞、宫墙、琴台、思乡岩、石射棚等遗迹。
西施让夫差沉湎女色不理朝政,最终亡国丧身的故事,引来了一片“女人是祸水”的说法。
晚唐诗人罗隐反对这种对女人的责难,写了一首诗:“家国兴亡自有时, 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后来同情西施的文人更是编了一个理想的结局:越国大夫范蠡在为越王物色美女时就已经和西施相爱,吴亡后,两人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了。
站在山顶,只见漫天飞雪,远处茫茫一片。我对晓晗说:“天晴时,可以从这里看到太湖。人们传说范蠡和西施就是从里隐居太湖,相伴到老的。”
晓晗叹道:“本来没什么好看的,让你这么一说,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了。”
我们抖落伞上的雪片,来到山顶寺庙。这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净土宗道场之一,寺庙中午有素面供应,小和尚为我们端上两碗热气腾腾的香菇素面。
平时人声鼎沸的斋堂今日只有我俩。窗外,大雪纷飞;堂内,悄无声息。那种安祥、温馨和唯我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
下山时,积雪更厚,已不见我们上山留下的足迹。抵山脚,回望灵岩,茫茫大雪之中,山峰近浓远淡,蜿蜒的台阶上,我俩下山的脚印又已经被大雪覆盖。
真是一个漂浮在仙境的两人世界,洁白无暇,且来无踪去无影也!
171、牵手走过 '本章字数:170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3 12:56:39。0'
这是粉碎“***”的第一个春节,十分祥和而又热闹。
《洪湖赤卫队》、《东方红》、《小兵张嘎》等一批在文革中被禁10年的电影恢复上映是最令人兴奋的事。
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到处去弄这些老电影的票子,每天去电影院赶场子。而上海的大街上,也可以随时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传唱。
十年动乱结束,如同春水融化了坚冰,人们充满了喜悦,也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但是,我在春节之后却陷入了痛苦。
可能父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痛苦,特意等春节过后才向我摊牌:他们不赞成我和晓晗的恋爱。
他们手中有一份上海慰问团干部对晓晗家庭背景的调查,晓晗的上一辈亲戚中有一个人,与我的父辈在年轻时代分属于不同的两个政治阵营。
父母再三强调,他们自己在参加革命前就是农民的孩子,在“门第”上并不存在偏见,不反对我与普通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相处,但不能接受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做亲家。
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即使是普通人家,在择偶时对对方的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都十分关注。可靠的政治背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最起码,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
我承认,在那个年代里,自己偷偷地看过许多爱情小说。从中国的古代长诗《孔雀东南飞》、传奇杂剧《牡丹亭》一直到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作品中那种重爱情,轻生死的男女主人公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在爱情上,我更倾向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
我并不想违拗父母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一生的平安。
但我却想起了一个人,他经历的痛苦恋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个慰问团干部,一位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在大学时有一个恋人,毕业分配时,组织上对他说,如果要去那个重要的部门报到,就必须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恋人分手。
他们分手了,但恋人知道他还想着自己,竟毅然去了外地工作,并很快和一个瘸子结了婚。
他对我说这段经历时,早已成婚生子,但我却看到他的眼眶里仍然噙满了泪水。
想到这将跟随他一辈子的痛,我常常会反问自己:假如是我,会放弃分配到那个单位,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会放弃单位。
因为我向往自由的爱情,我无法想像两个相爱的人硬生生地分离,然后再分别去同另一个人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煎熬的又岂止是两个相爱的人?
晓晗这天和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从提篮桥到徐家汇,从中午到夜里。
我们还没有品味就要到来的幸福,就要谈论分手的痛苦了。
晓晗说:“我回去问母亲,亲戚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母亲什么也不说,只会哭。”
我问她:“你不认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