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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委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知青不必介入老乡之间的矛盾，不妨投个平均票，尊重大多数老乡的意见即可。
大家同意了我的看法。
而村里南北两头本来意见不统一的社员，也进行了私下里的串联。本来住在北头的社员对南头的李胜俊有意见，现在也倒过来支持李胜俊了。这与其说是对工作队提名的老王不满意，还不如说是对工作队的不满意。
于是，在第二次表决中，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李胜俊被选上了保管员。
但李胜俊对此结果却并不高兴，没说当也没说不当，蔫蔫地什么也不说。
工作队见自己提名的老王没被选上保管员，也很无奈，见到我就说这个生产队的水很深。
工作队为了把所谓很深的水摸清楚，天天召开会议，一脸的严肃，弄得大家很紧张。
除了部分老乡见还是“知青当政”心里憋着劲外，其他老乡也被天天的会议搞得筋疲力尽，出工干活的人很少。生产队的打场任务还没完成，车马也都闲下来了。
第一次召开队委会，我提出首先一件大事就是动员出工，保持正常生产。全公社的打粮差不多都结束了，开始投入到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就我们生产队，黄豆还没打完，劳动力全部被拖在打场上，社员越干越疲沓。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我建议集中两班人马为一班，抓紧中午和下半夜电力充足的时段，连轴转它两宿，攻下这个最后堡垒。
会上我还提出两点：一是科学种田，由王晓晗担任科研组长；二是规划长远，建水泥晒麦场，由云龙负责施工。
我对这两名知青的提名，是想把一些正直的知青团结起来，让他们在队委之外发挥作用，和我一起挑起生产队的重担。
劳力重新组合后，仅仅中午一班就把堆积如山的豆垛消灭了一半。如果顺利，再有一夜就可以拿下打粮。
但就在打场结束的最后一天，出了一个插曲：
今年豆秆不够分，队委会商量决定，按顺时针的顺序，最后一车豆秆应该分到老王家。还剩下几家，由队里用煤到别的生产队串换一些来补足。
但老王下午跑来对我说：“曹士英把最后一车豆秆拉到自己家去了！”
曹士英的家挨在老王家下面，怎么能跳过老王家，把豆秆御到自己家去呢？
我赶到曹士英家，他正准备解绳卸豆秆。
我拦住他：“这最后一车往哪儿分？”
他说：“不知道。”
我问他：“前面那一车轮到谁？你往那儿送的应该知道吧！队委会定下来的顺序，你也应该知道吧！”
他见我问得紧，就说：“这最后一车应该是老王家，但以前他分草时没给我分，我也就不给他分！”
我说：“你们以前那些事我现在不管，但我要告诉你，你这是搞报复，而且是违反了队委会的规定来搞报复，这对吗？”
曹士英楞了一会儿，不想和队委会作对，老老实实地回答：“不对。”
我说：“那么，你把这车豆秆给老王家送去！”
老王以前当队长时尽管有很多错，但如果现在错上加错地来报复，生产队就会陷入复杂的矛盾中。我必须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处理，那就是一切按规定做。
113、工分之争 ＇本章字数：132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3 11：27：11。0＇
打场结束，队委会开始筹划到西边衙门沟里刨泡子泥的事。
所谓泡子泥，就是苔头甸子里多年沉淀积压的草炭。冬天，把苔头甸子上面的冰层打开，底下黑呼呼的草炭冒着臭烘烘的热气，等于天然的肥料。
那年全县农村在冬季投入了刨泡子泥的改土运动。
我们队在北面沿江有一百多垧沙土地，地力极差，是冬天改土的重点。
组织劳力去西边的衙门沟刨泡子泥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要把西边的泡子泥运到北面的沙土地去，马车的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
会上，我特地问车马队长何明英：“今晚马车和车老板能不能定位，明天出工能不能做到一个也不少？”
他顿了顿，欲说还休，便到底没说出什么，只应了一句：“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天一早，我不放心，到场院去，见何明英正在套车，我问他：“怎么样？”
他莫名其妙地给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跟你配合不好！”
我问他：“怎么了？”
他支支吾吾地，又开始说不清楚了。
我说：“这样，先去干活，晚上召开一个车老板会，我听听大家的意见。”
晚上，车老板的会由何明英主持。
他们讨论了一会马车修理和使役上的事后，何明英终于憋不住，把车老板拉泡子泥工分低的事在说了出来。
生产队的工分一年四季是不同的，农忙时最高12分，农闲时最高8分。现在是冬闲的季节，白天也短，刨泡子泥的社员一般用五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工8分；但从西面到北面因为路远，拉泡子泥的车一天顶多拉三趟，每趟3分，车老板从早到晚要干7个小时，只有9分。虽然每工比正常工要高出1分，但他们觉得还是吃亏了。
何明英说：“人家说干活不为分，我就是为分。没有分你拿什么？去年我稀里马哈干了，掉了好多分，欠了账，那找谁去？”
车老板开始群体发声：“队上就是想卡我们的分！”
“不给分，能调动积极性吗？能出来干活吗？”
“你们知青不像我们拖家带口的，不给分我们拿什么养家？”“跟你们好好说也没用，就得来点硬的！”
人多嘴杂，都容不得我插话。
这时，何明英指着说得最凶的曹士英说：“你别那么说，为啥你不出车不请假？为啥有意见不提，要消极怠工？我有时也有意见，可是从不停车！就算是不合理，我也不能停下集体的生产！”
车老板一听这话，蔫了。
我这才接上话头：“这样吧，你们觉得自己每天要比刨泡子泥的多干两个小时，那是把在家门套车到卸车都算上的。但刨泡子泥的五小时，却没把他们来回路上要走一小时算上，这算法有点问题。”
“那还差一小时呢。”有人嘀咕。
我接着说：“考虑到这一小时的问题，拉一趟3。5分怎么样？”
看大家低头算账后不再吱声，估计能接受这个方案，我补充说：“关于工分的问题，是经队委讨论定下来的，也许会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我今天就是来听意见，看看有没有要改进的。但是要改，也必须经过队委会。我只能把这事在队委会上提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队委会最后定了，大家都要接受。这不是谁硬谁不硬的事，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消极怠工。如果大家都消极怠工，打不出粮食，就是给你一天拿100分也是零！”
第二天一早，趁在队部派活时，队委人员比较齐，我把调整车老板定额工分的事提了出来，几名队委没意见，通过了。
见何明英乐呵呵地套车，我对他说：“这事呀，你也有责任，队委会最初定工分时，你就应该在会上提出来。”
沟通意见，平衡利益，执行程序，团结班子……22岁不到的我要面对这一切，感到队长真不是好当的。
114、以酒对水 ＇本章字数：136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5 07：56：32。0＇
大雪封地后，老乡像往年一样，家家户户开始轮番杀年猪。
东北的习惯，杀猪那天，把猪下水和猪头什么的全吃了，剩下的好肉就挂在偏房里冻上，留着过年。
不管谁家杀年猪都会请几个要好的知青去。从东家吃到西家，四十多户吃下来，也就快到过年了。
无论到谁家吃杀猪肉，酒当然是不可少的。
那天在二胖家杀年猪，当地青年小牛的坐位在大水缸边，他起了坏心，舀了一茶缸井水与我碰杯。
那时没有酒杯，都是喝茶的搪瓷水杯，少说也有三两酒。
我一口喝完。
奇怪的是平时不爱喝酒的那小子竟然也爽快地一口干了。
有人提醒我：小牛刚才喝的是一茶缸井水。
我来火了，我并不担心自己的酒量，生下来就有10磅半重的我，父亲一直认为我长大后会是个武人，两三岁时，他就用筷子蘸酒给我舔，大了后，父亲只要一喝酒，总要叫我上桌来两盅。酒量是从小就练出来的。
我站起来，拿过酒瓶，给自己和小牛各倒了满满一茶缸，说：“刚才审查不严，算我倒霉，再满上，一人一杯。”
说完，我又仰头喝下。
小牛一看，脸上现出尴尬，但在众人目光之下，他理亏在先，什么也不用说了，只好紧蹙双眉，呲牙咧嘴地把那缸酒喝了。
回去的路上，小牛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就走沟里去了，一路上嘴上喷着胃里没消化的玩意，吐了自己一身。
我倒是酒足饭饱，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小牛。
进了他家院子，我就叫：“出工啦！出工啦！”
他爸牛大爷说：“出什么工呀？趴炕上了，一宿没动！”
直到第三天，才看见小牛出来干活，一见面就说：“哎呀，那晚你可把我整惨了。”
这小子从此见到我再也不敢提喝酒的事。
在东北，喝趴下是男人，喝了不趴下更是男人，但要是装熊不喝，那以后就别在台面上说话了，因为没人会把这种人当个男人看。
大队书记郭木森平时有十分良好的作风，有空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然后会利用休息时间到各个地头溜达，看看庄稼的长势、秋收的进度。
只是平时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因为害怕他拽着你一本正经地讲大道理，一讲就好长时间，特别枯燥难受。
这不，他又来刨泡子泥现场了。
那天，我正在衙门沟顶着西北风刨泡子泥，本来还闹腾的劳动工地，一见到他，以为他又要来说些什么大道理，一下子安静下来。
没想到今天他偏偏什么也没说，拿着铁锹一边帮我干活，一边悄悄地说起了自己的苦恼：
公社社直单位最近不断向大队要人，而且是指名道姓地要，要的都是社直单位干部的子女。老郭觉得应该让社员推荐，不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