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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经大亮，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弟妹们在小房间里把头聚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看不到，便竖起耳朵听。
父亲也挤在他们中间，向他们说：“看，它们有的白，有的黑，这黑的就是吸了血的。”
弟妹们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父亲又说：“它们长在衣服的缝隙里，要用开水泡才能消灭。”
我知道了，他们正在看我从几千里外带回来的虱子。
昨天，去浴室洗澡后，脏衣服拿回来洗了。但今天早上母亲发现了上面有虱子，又重新把这些衣服用开水泡烫一遍。
父亲就从我的衣服上捉了一些虱子，包在纸里，拿进屋给弟妹们看，让他们见识见识。
弟妹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个个睁大了眼睛。
我偷偷地笑了，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既然父亲熟悉虱子，说明他在战争年代也一定有过虱子。
俗话说：“穷生虱子富生疮”，也有说：“脏生虱子懒生疮”。那个年代，农村既穷又脏，好像没有人不生虱子的。
估计第一只虱子是老乡传给我们的。
劳作之余，有的老乡会在地营子里倚墙而坐，脱下外衣，捻来虱子，将两只大拇指的指甲对摁，“哔”的一声，指甲上留下了虱子的皮和血。
和老乡挤在一辆马车上去出工，也经常可以看见身边老乡的脖子里爬着一只虱子。风一吹，那虱子随时都会掉到你的衣服上。
我们上海知青算得要干净的了，下乡第一个春夏，没有虱子。到了冬天，却不得不和虱子结下了缘。
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每天劳动大汗淋漓回来，顶多也就是脱光了衣服用水擦一遍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做不到天天换洗，这就容易招来虱子。
要想洗个澡是极不方便的。下乡第一个春节前，我洗过一回，在生产队烧猪食的铁锅里。只有这个铁锅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可以坐得下人。我先把铁锅洗干净，放上水，垫上砖，等水烧热了，脱光了坐在砖上洗澡。
只要有一个知青从老乡那儿传来了虱子，那个虱子就会一往无前，传播到每个知青身上，因为知青住的是大通炕。
我与虱子结缘时，一开始还有点痒，后来也不觉得了。真所谓“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冬天我是不敢穿毛衣的，因为过不了多久，毛衣的每一个缝隙里都会藏着虱子！看得我自己都头皮发麻。
不过，我们传的都是体虱，不像邵子昂，还得过头虱，害得男知青一律剃了光头，恐怕被传上。
女作家张爱玲17岁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让我用张爱玲的这句话反过来调侃一下自己吧：“爬满了虱子的衣袍，包裹着依然可以是华美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我很庆幸，我的弟妹们不知虱子为何物，他们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有被虱子骚扰、叮咬之苦的记忆。
回上海已经十天了，每天都挺晚睡觉，也许今天睡早了一点，不像平时那样头一粘枕头就梦见火车轰鸣的车轮声。
窗外传来阵阵大轮船的鸣叫声，它们在黄浦江里夜航。
我眼睛闭着，心里醒着。大街上汽车来住的喧闹早已消失，偶尔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声，这铃声清脆地敲打着满天星斗；铃声停下，能听到家里闹钟的滴嗒声，让人感觉到夜的寂静。
这些天做了些什么呢？
去留守知青的家走访，与回沪探亲知青相聚高淡阔论，然后相约逛南京路、豫园、外滩，去西郊公园拍照。
今天，我和云龙去上海图书馆，用我们的边境居民证借来书，在安静的阅览大厅里坐了半天，然后去下面的人民公园里散步，觉得很有意思。
回来时路过学校，进去看了一下，呒啥变化。
工宣队还没撤，几位师傅很会客套应酬。当年送我们一路去下乡的丁师傅也还在，他正在下象棋，却一个劲地向我们解释没给我们回信是因为工作忙。
我手指棋盘问：“难道这个时间不能利用来给知青写封信吗？”
他连忙应酬：“嘿嘿，这宝贵意见，接受，接受！”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把学生送下乡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又一批快要毕业的学生再送下乡，如此而已。
我不想苛求他们一直把我们挂在心头，只是不习惯他们虚假应酬的那一套。
76、两封来信 ＇本章字数：13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8 08：27：43。0＇
年底，接到爱辉两封信。
一封是王雄涛写的，去了信头的寒喧和信尾的客套，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两件事。
第一件：“年底评工分时，你被评了一等工。”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下乡第一年，我被评的是二等工，在知青中，这已经算是最高了。第二年，就被评上了一等工，成了生产队最强劳力之一。
信中说：“老乡在评工分时，一致认为：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他们是生产队的主要功臣！”
另外一件事是：我和邵子昂，被选进了队委会。
我感谢老乡对我的评价和肯定，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一边打开了另一封信。
信是邵子昂写来的，抬头上写了很多人的名字，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
内容也很复杂，但主要说是和我谈心：“我感到你在后一阶段热衷于搞自己的‘外交攻势’，以此来争取自己的威信，而尽量避免矛盾，这里包含着私心，如果不去掉是很危险的。你们在上海要总结的话，请把这一条总结进去。”
在信的空白头上，还写着一句话：“请在学习小组会上读我的信。”
我终于明白，之所以信的抬头写了这么一大串的名字，而且又特别提醒“读我的信”，邵子昂是要把和我谈心的内容向大家公开。
我对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感到很吃惊。
自下半年以来，针对知青已经成为生产队的劳动主力，我多次在知青骨干会上提出“走出知青点，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当地青年，重新营造生产队氛围。”
我提醒知青，要想挑起更重的担子，就不能局限在知青点的小圈子里。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将此看作是“外交攻势”，是技巧手段，如果我们纠缠在各自心理习惯和各自的见解上，这个团队就很难拧成一股绳，造成相互的扯皮而难成大事。
另外，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得到了老乡的好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她是好多知青在春耕夏锄秋收的生产一线上冲锋在前干出来的。年底评工分时，老乡们就异口同声说：“今年能吃上大米，可别忘了是知青的功劳”，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知青应该为此值得高兴。
我把这些想法写在信上，信是写给邵子昂一个人的。我对邵子昂说：“请不要把自己的战友当作那种卑鄙的人，抛掉小市民那一套心理习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最后，我告诉他：“我写的信，可以给王雄涛看，也可以给昊宇看，如果你认为可能的话，也可以将此信公开，这些都由你自己决定。”
我在回沪探亲的知青学习小组里读了邵子昂的这封信。
读完后，我不作任何评价，也不谈自己任何观点，只是希望大家能作独立思考。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知青班子里两个主要负责人之间有不同看法，应该回黑龙江去当面沟通解决，用不着采取读信的办法让大家来当裁判。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上海了，带来了一份生产队年底对知青评分的结果，我去老邵家抄了一份。
老邵对我说：“评分时，老乡和留下来的知青对你表扬很多。”
我说：“那我更要夹着尾巴做人了，因为这也许会有负面作用。”
老邵纳闷：“你想得太多了。”
我说：“不是我想的，是已经产生了。”我干脆把邵子昂那封信的内容和他要求读信的做法讲给老邵听了。
老邵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子昂是有一些缺点，不注意策略，但人还是直率的。我要写信问问他，为什么要把私人间交流的信读给大家听。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是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
我想，我也不便于多说什么，点到即止。
77、暗传诗歌 ＇本章字数：138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0 00：08：31。0＇
收到邵子昂第二封信的当天，我在去往奉贤五七干校的路上。
我回上海探亲后，父亲只回家过一次，又匆匆回到了五七干校。
我知道父亲很想能有多一些日子和我在一起，于是决定去去父亲那儿待一段时间。
邵子昂的第二封信没有对前一封信作出任何解释，也不再提类似的问题。但讲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时，态度是诚恳的，用上了“我又听到你的呼吸声”之类词句。
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猜神疑鬼，互不服气，嫉妒排挤，那我就打算退出班子，回到下乡最初时给自己的定位：做一个洁身自好的独行者，当一个记录农村生活的旁观者。我不愿意堕入纷争和庸俗。
去五七干校的汽车，一路向奉贤海边驶去。
途中只见拉练的队伍源源不断，我呆呆地看着车窗外一拨拨被甩远、又一拨拨近来的队伍。
一位白发老人见我背着包，要给我让座。我知道这一车人都是干校的老同志，我哪里敢坐？赶快谢绝。
父亲所在的干校里，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也要种田，挖河泥。
听父亲说，自林彪事件以后，要求这些老干部参加强劳动的规定放松了。除了上午要学习外，他们有了一些闲着的时间，下象棋、看书、聊天，中午可以睡个午觉，晚上可以看个电视，但在政治上依然处于困厄之中。
干校的管教人员稍为年轻些，现在也没多少事干了，喜欢在乒乓室里打球。
那天，我看见乒乓室走进来一位老太，尽管已经步履蹒跚，但仍能看出她的气质，想必以前也曾担任过重要职务。
管教人员朝她开玩笑：“阿唷，没事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