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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疆冲上前搬下了炉子上的油锅，我则一下子推开被地上火苗舔着的门，又拿起煤锹，弄了一下子灰盖在火上，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大家忙着把屋里烟放出去，却忘了屋外还有一个装了一多半冻饺的麻袋，直到肖民跑进来大叫：“狗吃饺子啦！”
大家才冲出去看，不知谁的狗，把那麻袋咬了一个大洞，吃了有100多只冻饺。
宝兰姐忙说：“没关系，咱再多包一点，也好多唠会儿磕。”
那夜，大家睡得很晚。
第二天，元旦。一个雪晴后的清晨，我和国明跟着马车上山砍杆。
月亮还没落下，在新雪覆盖的道路上，我们第一个留下了两条车轮印子，马蹄翻起的泥土，像花一样，开在洁白的雪地上。
没有重复，一切都是新的。
我坐在马车后面，凝望着那不断生出的清晰印迹，觉得这是多么整齐美丽的图案啊！
轮印，笔直、坚定，深刻、清楚；就像两条划痕，永不错乱。
蹄印，怒开、奔放、整齐、规律。就像点点梅花，活力无限。
随着马老板一声响鞭，我转过头向前看，只见东方的晨曦才刚刚问世，微弱的红光，像带子一样围住了地球的半圈。
慢慢地，群山上升起了太阳，把半边天烧红，连着地上的雪都铺上了暖色的光芒。马高昂着头，在阳光的渲染下，棕色的马鬃，在寒风中撒开，一片金色。
40、男唱女哭 ＇本章字数：138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5 10：51：27。0＇
马车进入了小兴安岭深处。
群山覆盖着雪，就像白色的大海，波浪相连，秃秃的树梢，如针般地扎在白色的波浪之上。
零下30多度，我只穿了三件衣服：汗衫、衬衣、球衣，抡起大斧干得大汗淋漓。
砍完后，我扛着一根根碗口般粗的树杆，扒开灌林，在没膝的雪地中趟开一条路。
没用多少时间，我们就装满了一车，开始往回返。
这时我们才觉得饿，拿出口袋中揣着的大饼子。
由于今天早上是临时通知我和国明上山砍杆的，又是节日，所有的知青都在睡懒觉，连食堂炊事员也没起来。我和国明到食堂找不到新鲜的干粮，只好把四五天前已经蒙上一层灰的大饼子各揣了一个。这些大饼子已经风得干干的，像块石头。
现在，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这些大饼子已经不是石块，而是铁块了。我和国明只能用嘴里的唾沫一点点化开嚥下，一个大饼子，就这样化了半个多小时才吃完。
吃完，国明躺在车上开始自顾自地轻轻地哼起歌。
国明最近一个多月来，老是独自一人轻轻地唱着歌。在水库时，每天睡觉前，他都像精神病一样，坐在被窝里唱，一连唱十来个歌，直到深更半夜。
邵子昂对我说：“女哭男唱是悲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悲愁的样子。
他比我们小一届，当时坚决要求与我们一起来插队。
然而，事不如愿，可以说，八个多月的农村生活那么单调复杂，艰苦的劳动又那么难熬，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当初报名和火车上的热情。
作为新知青的副排长，在青年点负责人选举中，他被淡忘，被边缘。
尤其是那些曾经鼓励他、为他叫好的老师们，现在也与他断了信。
这一切，都使他心情不佳，闷闷不乐，整天三饱一倒，所有活动都不想不参加，只是一个人闷着哼歌。
我小心翼翼地打断国明的哼唱，问：“你有什么心事？”
国明继续唱，像没听见一样。
我有点怀疑和担心他是否会有什么抑郁症之类的，不敢再去打扰他的自我世界。
元旦过后，生产队开始年底分红算账。
那年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有个潜规则：“算盘响，换队长。”从50年代合作社起，队里的一把手年年换，从来没有谁连任过。
这不，工作队又来了，晚上开社员大会，给队长提意见。
平时总不肯出席会议，在家睡大觉的国明，也被动员来开会，心里已经不太高兴，听到大家都在提意见，猛然地比任何人都激动地跳了起来，提了很多问题，责问：“县四级干部会开过十几天了，为什么会议精神都不传达？”
有社员在下面反问他：“传达大会那天，你有没有来？”
他那天确实没来。但他假装没听见，比刚刚更为激动地、挥起一只出汗的手，结结巴巴地说：“提意见？这种会开得没用，我看散会好！”
这下，社员对着他哄开了。
大家奇怪地问：“他这是怎么了？”
施卫疆、邵子昂和我一起劝国明坐下，让他冷静。
散会后，我们三个一商量，决定明天好好抽时间找国明聊聊。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国明拿着一封信找我们来了。
他说母亲来信，病了，一直没有上班，很想他，要他回去看看。
说到这里，好几个月来只知道闷头哼曲的他，第一次哭了。
这儿不是兵团不是农场，是农村，不靠国家集体发工资，只靠自己挣工分。所以，谁要回家，拦也拦不住的，更不要说母亲病了这样的理由，能不同意他回去吗？
国明哭完回到宿舍，打理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回上海去了。
十天后，我接到了学校工宣队写来的一封信，先说了一下今年70届的分配不再是“一片红”，有上海工矿和崇明农场。再告诉我们，国明可能从他的同学来信中得知了消息，回去找到学校，要求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留在上海。
他真的后悔跟我们“一片红”下乡了？
41、年底分红 ＇本章字数：15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6 11：50：56。0＇
队里分红了。
那天是大家最高兴的日子，队部门口挤满了人。
会计坐在门口点名，叫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前到一旁的出纳员那儿领钱。
那年分红是一工1元5角。
农村的分红方法很简单。一年四季按农忙和农闲不同，工分的分值不一样，农忙时，一工12分，农闲时，一工才8分，一年平均下来，每工大约是10分。
此外，生产队还要对每一个劳动力进行评等，被评到一等工，干一天活是满分，被评到二等工，干一天活要少1分，以此类推，评出四个等级。
所以，每季度的一次评工分大家是很认真的，为评工分有时还会闹出一点不开心的事。
下乡第一年，我被评上了二等工，算不错的了，有不少男知青评的是三等工。女知青评上三等工就算好的，一般被评为四等工。
生产队是按每户来分红的。这家人几个劳力，一年共挣了多少工分，乘以1元5角，再扣去分粮分菜和换季预支，剩下的就直接给现金。
“老杜，2730元！”老杜是杜义田他爸，他家里男劳力多，分得钱也多。
“老牛，1220元！”老牛家就他、儿子和老婆，两个半劳力，也算是出工多的了。
“曹士英，240元！”这家夫妻俩，出工也不少，但家里有三个孩子，平时向队里预支多，扣得也多，年底分红就少。
“……”
轮到知青，是一人一报。
我分到了278元，因为是四月中旬才干活，才干了240来天，又是二等工，扣去预支和来年口粮的钱，拿这点也算不错了，实际上要比在农场知青拿的工资还多那么一点。
应该说，得感谢爹妈给了自己一副好身体，风里来雨里去的，再苦再累，也没得过什么病。有的知青得了胃病、关节炎，或者感冒伤风的，出工少了，年底分红自然也少。
尤其有两个女知青，平时身体不好，不仅出工少，预支也多，会计报到她们的名字时，报出的数，竟然是倒欠生产队10几元钱。
晚上，在女知青宿舍里，这两人哭了。
一个女知青哭着说：“妈妈呀，你来看看我呀！”
周围的六七个女知青听了也一同哭了起来。
男知青听到女知青的哭声，也都忧上心头。
今年生产队将搞定额记酬，工分的多少，取决你实际干了多少来计算，比如叠稻埂要量出多少米，刨粪要量出多少立方米，铲地要算出多少垅……这不光引起女知青的普遍担心，也让男知青对未来的生产劳动感到心中没底。
有的老乡就说过：“这回搞定额管理，这些知青就等着瞧吧！”
仅仅一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还在耳边回响，但是现在，如何在农村生存下去却成了知青担忧的最基本问题了。
知青点的骨干学习小组为此也争论了很长时间：定额管理是进步还是倒退？没人能讲得清楚，最后大家比较同意说法是：“现在的倒退是为了将来的前进”。
这种争论在当时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因为没有人能阻挡定额管理的实施，这是全国在人民公社普遍推行的措施。
定额管理已经实施六七天了，男知青回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都能超过规定的定额。”
还有的男知青直接对食堂说：“多烧点饭，定额管理后大家饭量要增加了。”
女知青有点郁闷，因为一年四季的农村活，别的都还差别不大，就是现在冬季的刨粪，要抡大镐，女的明显吃亏。
我发觉，由于农民是一家人出来干活，即便不是一家人，也大多有亲戚关系，他们在刨粪时，自然而然地组成了男女搭配的“互助组”，而上海知青无论男女都是“单干”。
知青学习小组针对这个情况提出：知青也要搞“互助组”，搞“男女搭配”。得到了知青骨干的响应，他们先“互助”了起来。
刨粪的工地上，重新响起了知青的笑声。
男知青抡镐刨大块，女知青就把刨下的大粪块码成方形，然后把刨下的碎粪块用铁锹装进方形里，以便记分员来量立方米。
何雨琴看云龙刨了一身汗，汗气在球衣上结了一层霜，就对他说：“歇一会吧。”
云龙正刨的来劲，说：“等一会儿歇，你听，刨得这声音，肯定是个大块。”
小莎、秀慧等一帮当地女青年在一旁听了，羡慕地说：“多好呀！这些知青，都一对对的，就在这嘎哒成家吧！”
男知青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