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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杨广并不是完全体会不到，主要原因还是大兴这个城市给了他太多的压力。从十三岁封晋王开始，他就离开了大兴这个城市，从此对这个城市没有了认同感，而当他镇守江都时，大兴对他而言就是父皇居住的城市，是他的上级城市，每逢听到有使臣从大兴来，他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可以趁机在使臣面前好好表现，忐忑的是不知道使臣传达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压力中，杨广度过了十年镇守江都的生活，也正是在那时，他认定大兴不是他的城市。
现在苏威建议直接回大兴，尽管他也知道关中的重要性，但皇帝的心事又有谁能读懂呢？
还是有人能读懂，这个人就是老搭档宇文述。宇文述这个人打仗是个狠人，不过给杨广出的主意一般都是馊主意，别的先不说，先看他给杨广出的最后四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数千骑兵拥簇杨广突围。这个主意已经被证明是馊主意，真要那样，杨广的结局可能就是被东突厥俘虏，想在江都被弑都没有机会。
第二个主意：从太原郡先回洛阳，然后再回大兴。自此杨广再也没有回过大兴，也再也回不去了，关中的眼没有做活，隋朝的棋局只有等死了。
第三个主意：三下江都。自此全国政局已经不在皇帝掌握之中，在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隋朝，以江都遥控大兴和洛阳，那是痴人说梦。
第四个主意：请皇帝厚待三个儿子。这个主意使得杨广重新起用宇文化及，并委任其为右骁卫将军，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最后弑君。
四个主意，四个馊主意，馊率达到百分之百，真可谓“宇文述出品，必是废品”。
在宇文述的建议下，杨广决定先回洛阳，择机再回大兴，然而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去。
抵达洛阳之后，杨广开始慵懒起来，以前“言必行，行必果”的皇帝变得言而无信，原本在雁门郡作出的承诺基本都不作数了。
按照在雁门郡的承诺，将士们只要认真守城，皇帝全部重重有赏。守城有功的人，无论平民还是士兵，直接升为六品，赏绸缎一百匹，有功的官员按品级逐级升迁。现在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杨广却变得小气起来，当时参加守城的士兵总共有一万七千人，全部兢兢业业地守城，然而杨广却只给了一千五百个嘉奖的指标，嘉奖率居然不到百分之十。
就是这一千五百个士兵也没有得到当初约定的赏赐，杨广规定：第一次作战建功的升官一级，原先不是军官的此次只能升为从九品的立信尉（当初承诺是六品），累计立三次战功的可以升为从八品，参加作战但没有立功的，累计参加四次战役才能官升一级。
本来不能按约升官已经让将士们非常郁闷，令他们更郁闷的还在后面，皇帝居然赖账了！每人赏绸缎一百匹的承诺居然作废了，一千五百人连个布头都没得到！
仅此一项，杨广省下了十五万匹绸缎，却寒了全军的心。民部尚书樊子盖还在坚持给士兵赏赐，结果被皇帝一句话噎回去了：“难道你想收买军心？”
“收买人心”，这帽子太大了，樊子盖万万戴不起，只能叩头请罪，仓皇离去。
雁门承诺已成泡影，四征高丽却又成了皇帝的话题，自此皇帝威信日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却成了将士们议论的话题。
士气可鼓不可泄，自此民心渐失，军心已远。
剿匪的N种方法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杨广却高兴不起来。按照惯例，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而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经过调查发现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压根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种是贺岁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掉；一种是贺岁代表还堵在路上，进退两难。
到了这个时候，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关于平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种方法：残酷镇压。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结果人杀的越多，匪反而越多。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吐万绪只打变民，而樊子盖则是见人都打。
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为了斩草除根，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从汾水北岸开始，见人杀人，见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来樊子盖以为这样就可以斩草除根，没想到适得其反，本来造反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变成了大多数，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这个方法就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也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不过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李渊一接手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又恢复了平静。
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这种方法。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一杀到底，而且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然而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而乱民同样也能变成良民，良民与乱民之间只有一个模糊的界限，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反之，如果百姓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已经民不聊生，那么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反正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因此良民最终会选择造反。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根红线，那么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杨广恰恰不知道良民与乱民的区别，也不知道冥冥中还存在这样一条红线，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贞观年间马周上书唐太宗说，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对黄巢的恐惧，相比之下，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虽隋有才，却不用之。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有远见卓识的能臣，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历史必定要重写。
得知民变四起之后，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
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随口应道：应该是逐渐减少。杨广追问：减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听到宇文述无耻的回答，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要么说实话，要么说鬼话，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
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因此挪动步伐，尽量站在柱子后面，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
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
苏威一看躲不过了，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杨广一听，愣了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威壮着胆子继续说道：“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看皇帝没有反应，苏威接着往下说：“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都当了乱民？我认为各地报来的民变数字根本不可信，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乱民怎么可能消失？”
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话来辩驳他，只能恨恨地看着他：“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否则就会对自己很不利，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节，大臣们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而苏威送了皇帝一本书——《尚书》。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也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
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两者就如同猫和老鼠，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有苏威这样的忠臣，就有一些佞臣，看着苏威送皇帝《尚书》，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