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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加分的是太子李治，在李世民患病期间，他用自己的表现深深打动了父亲的心。
他居然用嘴帮父亲吸出疮里的脓！
写出这几个字很简单，然而要真的做出来却很难，十七岁的李治就是用这样的举动打动了自己的父亲，也打动了朝中群臣。大家不由得为李治竖起了大拇指，“太子仁孝啊！”
李治的吸脓举动究竟是发自肺腑，还是有人授意，我们无从考究，我们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做到了。如果说之前他的储君之位还有可能受到吴王李恪的冲击，那么从此之后，李治的储位已经坚若磐石，对老爹交心到这种程度，李世民再也没有三心二意的权利。
皇权，父子，皇帝父子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经营，李世民和李治父子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太子李治获得加分不同，侍中刘洎却在李世民患病期间败的一败涂地，将自己的一生完全清零，这又是为什么呢？
论起来，此时的刘洎已是朝廷重臣，他与马周一起并称为贞观一朝的“职场奇迹”。马周从布衣奋斗成正三品中书令，刘洎也不含糊，从一名降官奋斗为正三品侍中，与马周不相上下。
刘洎原本是萧铣的手下，时任萧铣的黄门侍郎，萧铣败亡之前委派他到岭南一带收服一些城市。刘洎不辱使命，也很能干，在他的努力下，五十多座城市愿意听命于萧铣，这让刘洎大喜过望。
令刘洎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向萧铣汇报，萧铣就已经被李孝恭和李靖的大军灭了。消灭的太快了，让刘洎连表功的机会都没有，一下子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狗。
冷静下来之后，刘洎重新审度了形势，他发现其实他并不是丧家狗，因为他手中还有五十余座联系好的城市，有了这个法宝，还愁找不到下家吗？
很快，刘洎调整了心态，改换了门庭，从萧皇帝的门下投入了李渊李皇帝的门下，由萧铣的黄门侍郎变成了李渊的南康州都督府长史。虽然级别降了好几级，但刘洎也知足，作为一只跳槽的丧家狗，要多少是多呢？
刘洎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尤其善于进谏，正是在不断的进谏中，刘洎在贞观年间平步青云，一升再升。
贞观七年，累拜给事中，封清苑县男；
贞观十三年，迁黄门侍郎；
贞观十五年，转治书侍御史；
贞观十七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寻除散骑常侍。
贞观十八年，迁侍中；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征高句丽，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
这就是刘洎在贞观年间的升迁履历，从履历中不难看出，刘洎非常得宠，尤其是贞观十三年以后，几乎每年一升。贞观十九年更是达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总管吏部、礼部、户部三部尚书事，总共六个部，他直管三个，权势已经非同一般。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有走鸿运的时候，也有走背运的时候，贞观十九年之前的刘洎几乎走的都是好运，有一次甚至已经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却被李世民一句话轻轻化解。
那是一场君臣甚欢的宴席，李世民宴请三品以上官员饮酒，作为饮酒助兴的佐料，喜欢书法的李世民当众写了几幅字赏赐群臣。群臣都知道李世民喜欢学习王羲之，尤其擅长飞白（一种笔法），现在李世民操笔作飞白字赏赐群臣，这一下让群臣都红了眼，谁不想弄幅皇帝的字光耀门庭呢？
借着酒劲，群臣冲动了起来，纷纷冲上前想把皇帝的亲笔抢到手，抢到兴起，竟然有人冲到了最前面，踩着李世民的御座，把皇帝的亲笔抢到了手。
得手的人还在兴奋，跟在后面的人却全傻了，这是谁啊，不要命了，竟敢踩踏御座，这可是死罪啊！
得手的人正是刘洎，此时的他一看自己的位置也傻眼了，自己的脚居然踩在了御座之上，完了！
酒被吓醒一半的群臣也没闲着，立刻上奏说：“刘洎踩踏御床，是死罪，请皇上下旨将他处死。”
刘洎已经身不由己，一脚踩着生，一脚踩着死，李世民的嘴只要一动，就直接关乎着刘洎的生死，等待刘洎的会是什么呢？
李世民笑而言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心情不错的李世民竟然不予追究，反而愿意把这件事当成美谈，这一切只能说明，此时的刘洎很红。
刘洎的红，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贞观十九年，这一年，他依然很红，红的有些发紫！
红不可怕，红的发紫呢？
贞观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李世民从定州出发出征高句丽，留下刘洎与马周等人坐镇定州，一起辅佐太子李治。此时刘洎官职为侍中，仍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户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在诸多辅佐李治的大臣中，除了德高望重的老资格高士廉，往下数就是位高权重的刘洎。
李世民出发之前，特意对刘洎交代了一番，说道：“我现在要远征去了，让你辅佐太子。这是关系着社稷安危的事。我对你期望很大，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此时刘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也非常想表现自己的忠心，慨然回应道：“陛下您就放心吧，大臣们如果有出现过失的，我直接就诛杀！”（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
这就是刘洎，自我感觉良好的刘洎，这句不知深浅的话让李世民当场不悦，指着刘洎说道：“皇上不谨慎会失去大臣，大臣不谨慎会连命都丢了。你太直了，而且很狂，早晚会吃亏的。”
刘洎的话李世民并不爱听，只是此时恩宠未减，他还愿意耐着性子教导刘洎一番，他的话无非是想敲打一下刘洎，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时间走到了贞观十九年十二月，这个月李世民生疮化脓，这个月刘洎将自己的一生清了零。
刘洎惹下杀身之祸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
在李世民患病的某一天，刘洎前往行宫拜见李世民，君臣交谈一番之后，刘洎辞别出宫。
出宫后的刘洎难掩悲伤的神情，他还在为李世民的病情担忧。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几个同僚，这几个同僚可能比他的级别低，没有机会面见李世民，这次撞见刘洎自然要询问一下皇帝的病情。
刘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向他逼来，直言的说道：“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意思是说，皇帝的病情挺严重，真让人担忧。
说完，刘洎转身离去，留给同僚们一个远去的背影。远去的刘洎如同以往一样，走的安静从容，此时的他恰恰淡忘了一个最普通的真理：东西越传越少，话却越传越多。
看似平常的一句话，经过几人之口，可能已经完全走样。
不久，李世民接到密报，刘洎图谋不轨。
证据呢？
刘洎曾经说：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
这个证据表明，刘洎想做伊尹、霍光那样的辅政大臣，这个说法深深刺痛了李世民。
伊尹，霍光，在历史上虽然有辅政有功的声名，但辅政有功的潜台词就是皇权旁落。也就是说，之所以伊尹和霍光辅政有功，青史留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大权在握，几乎行驶了皇帝的所有权力，在他们辅政时期，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而实权则是握在他们的手中。尽管他们最终都把皇权交到了皇帝手中，但这种交还实际就是一个良心活，可以交，也可以不交，以当时的背景，两人取而代之，也未必不可。
现在刘洎想把这个场景复制到李唐王朝，李世民能答应吗？
刘洎栽了，彻底的栽了，一头栽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起因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讲了一句错误的话。
那么是谁诬陷了刘洎呢？《实录》、《旧唐书》、《新唐书》将矛头指向了褚遂良，异口同声的指出，正是褚遂良诬告了刘洎。
不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编辑《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对这个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诬告这种事情连一般人都做不出，口碑很好的褚遂良更难做出这样的事情。司马光推测，很有可能是负责编撰《实录》的许敬宗讨厌褚遂良，所以在编撰《实录》时将诬告刘洎的屎盆子扣到了褚遂良头上。
现在谁诬告刘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世民信了。
以李世民的智商，以他的见识，原本这样的诬告是不会成功的，然而，贞观十九年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李世民，贞观十九年的高句丽之战成为了李世民一生的分水岭。在征战高句丽之前，李世民充满自信，而在征战高句丽之后，李世民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在回军的路上，他病了，一度比较危重。
这一年，李世民四十八岁，如果没有这次得病，他可能还会一如既往的英明，然而十二月这一病，让李世民突然感觉“老之将至”，老了，经不起折腾了，一场失利居然导致了一场病，真是老了。
生病的李世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从容，感到“老之将至”的他考虑更多的是皇权的平稳交接。自己不可能陪伴太子一辈子，那么就要把最好的局面、最好的大臣留给太子，绝不能在自己的手中留下任何隐患，绝不！
很不幸，曾经很红的刘洎就成了一个安全隐患，此人居然想成为伊尹、霍光，这样的人是不能留给太子的，尽管他曾经很红。
其实李世民未必相信别人对刘洎的诬告，他曾经在刘洎的要求下召来马周对质，一种说法是马周证明刘洎没说过那样妄自尊大的话，一种说法是马周保持了沉默。然而无论马周的态度如何，刘洎必须死，因为李世民可以证明，他确实说过那样的话，时间就在贞观十九年三月。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刘洎，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时间再回到贞观十七年四月，刘洎同样有让李世民反感的举动，他竟然上疏拥立魏王李泰继任太子，这说明他属于魏王一派，有结党营私之嫌。
结党营私，妄自尊大，位置敏感，身为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