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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鼓吹文化大革命对欧洲影响很大。
五月二十九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说“联络部也好，中组部也好，过去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坏人”。
五月三十日，继续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说“中联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刘、邓、王的路线”。在这点上，是“同中组部、。中央党校是大致相同的”。谈到四川时，康又攻击四川是“刘、邓、贺（龙）、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六月一日，同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马明方专案组”
的全体成员。接见中，诬蔑马明方等同志“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的党，投敌叛变”，说明马明方“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并批评“专案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分散”，指示“专案组”要“政治挂帅”，要有“坚强的阶级斗争观念”。还说在搞专案过程中“有点逼供信也是难免的。”
六月八日，擅自批准中联部军管小组《关于编印“毛主席谈话记录”和“三降一灭材料”的报告》。
六月十四日，在中央党校书亭同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主要内容有：（1）抱怨中央党校对邓小平揭露得太少。指示党校今后一面搞邓的材料，一面写批邓的文章。
（2）胡说中央党校历届校长没一个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第三任校长李卓然是“张国家反党集团的人”；后来的杨一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3）竭力为“忠字舞”，“语录操”进行辩解，说这些虽是“形式的东西”，但“同陆定一说学毛著是贴标签、庸俗化完全是两回事”。陆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我们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4）大谈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所谓“三次大论战”。说第一次是五二年杨献珍“奉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这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是五九年杨献珍抛出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理论，这是“直接反对毛主席，配合苏修米丁、尤金所谓理论的”；第三次是六四年抛出的“合二而一”论，其目的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
（5）指示中央党校“编一下林副主席论党的建设”。
六月二十八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编印《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问
题。说：这“是一件好事，是百年大计”。并嘱咐军管小组说：“编出后，暂时不要印，先把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目录交给我看，如果要印，先送清样给我审阅一下。”
七月二日，收到中联部编印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第一集。
七月十八日，通过秘书打电话给中联部《谈话记录》编辑小组说：“摘编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不要印了，已经搞出的全部销毁，而且要部领导和军代表派人监烧。”
七月二十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先是表扬他们行动快，已经编出了一本主席的谈话，接着又说：“不过这是一件大事，还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事搞不好，要犯错误，不要轻易付印。”“现在最好用另一种办法搞，就是先整刘、邓、王反主席的东西，这样搞既稳妥，又适合当前的大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将自己亲手分类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名单“呈送”江青。在这个名单中，被划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二十九人，靠边站的七人。除去有病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康生把
八大选出的中委、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政治历史有问题
的人竟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八月二日，康、谢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稿 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八月三日，同中联部的部分同志进行谈话。肆意攻击诬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伍修权等同志。
八月五日，在谢富治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派大量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据此批文，谢富治等人陆续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到七〇年二月结束，历时一年半。
八月十一日，同“马明方专案组”人员谈话，说该专案有以下几个问题可定：“（1）叛徒问题，可定；（2）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3）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3（4）特嫌问题，可定；（5）高岗反党集团问题，可定”。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王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候补委员，有三十七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诬陷者占百分之六十二。
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轶欧又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
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
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皆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在这两个报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有六十人遭诬陷，占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五十九名全国政协常委，有七十四人遭诬陷，占百分之四十七。
九月×日，收到中央党校根据康指示编印的《林彪选集》和《林彪语录》样本。
九月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1）鼓动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说。“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是敌我（矛盾）或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
（2）极力保护蒯大富、聂元梓：说：“蒯大富不论犯多大错误都不能否
定清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蒯大富“：”不管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写的，也不能否定聂元梓，因为聂元梓总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如果把他们否定了，刘少奇不就对了。“
（3）宣传党校要斗批散。说：“党校的精简机构要大搞，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斗批散，总而言之党校不能要”。
九月十七日，亲笔写信给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也是大卖国贼、大汉奸”。并说专案组关于刘少奇于一九二五年今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的推断，”我完全可以证明“。
九月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曹海波错误言论材料》上作批：“曹海波是叛徒杨献珍反党反毛主席的究党，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骨于分子，是大叛徒彭真、安子文、王从吾在党校的钉子。这个坏蛋，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批判，……党校应派人到武汉将这个坏蛋揪回来，要他交待问题。”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整党。康说：整党是“更新”，不是“复旧”。指责“很多地方把整党叫做‘恢复党’浦果搞成了简单地复旧”，埋怨许多地方整党“限于旧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没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势下的新创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宾谈话中，不顾各国具体情况，一概地反对各国共产党参加本国的议会选举。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专案组一起研究上天安门的名单。他说：“这次研究那个能上天安门，那个不能上，这次基本定完”。有些人，只要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突然讲起自己的历史，说他虽然“大都在敌占区工作”，但由于“群众拥护”，始终“没有被敌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他对修改党章的意见。说将来的党章关于党员一章中“不要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写“党员必须做到什么”；关于组织机构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层“合并起来写”，“要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监委会可以不要”。
九月二十八日，收阅中联部上报的《关于王稼祥的材料》，阅后批示：“很好”。
十月五日，同阿党政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中，攻击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作的导言，“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是“恩格斯当时的一个幻想”，胡说这种思想残余，至今“还没有彻底肃清”，然而“不肃清这种东西，就不能走上马列主义的革命道路”。此次谈话，还诬陷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并透露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好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十月十三日，康、曹指示中央党校要为“九大”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材料时，一定要、“集中突出”，“要抓里通外国和皮毛泽东思想问题”，以便将来在“九大”会议上“把问题一个个，一步步拿出来。”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比出席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会上，抛出了他们合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这一《报告》，从而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与此同时，康生却肉麻地吹捧林彪，说林在全会上的报告，“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宣扬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极力主张把林写入党章。
十一月四日，通过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下达指示说：“刘邓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而且清除了刘邓，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还说：“将来开‘九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