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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左”倾盲动错误之时。在组织上，康生成了王明推行宗派主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锋。在宣传上，康生拼命鼓吹王明“左”
倾盲动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贯彻不力或怀疑者，则无限上纲为反对国际路线。这个既是打手，又是吹鼓手的康生，这样忠实于王明，当然会得到王明的赏识，而成为王明的得力于将的。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为了推行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首先在组织上对各级领导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充实”。他一方面将那些忠于王明的所谓“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安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封之以高位，授之以实权；另一方面，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路线”的旗号下，强力推行其组织路线，对不顺从者，实行过火斗争，从组织上实行“刷新”。其结果，破坏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的正常关系，严重损伤了党的肌体，巩固了王明教条宗派主义的统治地位。康生作为王明当权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对于王明“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巩固和加强其政治统治，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康生精心物色了王明所需要的“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并帮助选派了大批“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推行其“路线”。他真是不愧为王明的组织部长啊！
对于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康生不仅在组织上竭尽全力以立功，而且在宣传上也竭尽全力以效劳。据统计，他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兼管全国职工运动时起，到一九三三年七月离沪赴苏时止，前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以谢康或骆驼为笔名，在《红旗周报》、《斗争》、《团的建设》、《职运指南》等党的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平均每月一篇。其中，只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个月就发表了五篇。他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宣传是何等狂热！
康生在这些文章中具体宣传了些什么呢？
一、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
本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包办下召开的，其结果是扶持王明等人上台，“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统治了党中央，使代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那个小册子（即《两条路线》）实际上得到批准，流传全党，从而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次“左”倾的严重危害，其时间持续四年之久。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而康生却大肆宣扬这次会议的“丰功伟绩”。他说：“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1 在康生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等等用语都是王明“左”
倾盲动主义的代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只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容许有半点怀疑，如有谁不象康生那样理解，也不象康生那样贯1 谢康：《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 年12 月21 日），载《红旗周报》第28期。
彻，那就成为康生所说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立三路线残余”，就“必须坚决肃清，坚决打击”！
二、“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
事变。这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应当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分析各种交错的矛盾，向全国人民及时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和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日趋高涨的全国民族民主运动。可是王明等人对于这一新形势，从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而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各帝国主义一致地“进攻苏联”、“进攻中国革命”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因而他们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而康生就是这种错误估计、错误口号的积极兜售者。他一再宣扬，“九一八”之后是“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新形势，大声疾呼“保卫苏联”，“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公开赤色工会”等口号。他说：只有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估计“最不愿听”；只有取消派“对于共产党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1 因而他极力主张“开展动员工人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武装工人的工作”，并要求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
2这种宣传，既不了解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情绪，也不懂世界形势带来的变化。它只能引起全国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不可否认，“九一八”事变确实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然而康生却利用这一点，过分地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否认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强调国民党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崩溃”、“总崩溃”，革命的力量已大大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他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反帝运动的高涨”，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3他主张工人的斗争要“进攻”，不要“防御”。
谁若根据实际力量的对比，提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应当防御，他便批判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有恃无恐地批判刘少奇同志关于当时工人斗争是1 《取消派的“工人运动”》（1932 年1月25 日），载《红旗周报》第29 期。
2 《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1932 年4月30 日），载《红旗周报》第 41 期。
3 《机会主义的罢工运动总结》（1932 年 4月 3日），载《红旗周报》第36期。
“防御”的正确主张，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是“在全总中央职工部机会主义领导中的一切错误的根源”。1 在康生看来，凡是同王明不一致的意见，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凡是同王明的崇拜者不一致的意见，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倘若有谁同康生的意见不一致，那就要自始至终的，甚至连其后代，都得是右倾机会主义！
三、极端行动，适应极端口号。
一味鼓动罢工，是康生文章的主题。打开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不谈罢工的。《学生罢课后干什么》，2是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标题好象是篇不谈工人罢工的文章，可是一看内容，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康生这篇文章，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书本理论出发，说“无产阶级是反帝运动中最坚决的队伍”，“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扩大罢工的浪潮，才能使反帝运动更坚决更激烈的发展下去”。因此，他极力鼓吹学生罢课之后，都要“到工厂中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其他文章，更是突出地鼓动罢工了。不但要罢工，而且要长期坚持罢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康生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中，直接批评江苏省委与工会在“九一八”后，不是“完全放松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就是“空喊罢工，纸上罢工”，前者是“右倾机会主义”，后者则是“立三路线”的表现，提出全党在“目前反帝运动中最迫切最中心的任务”，就是以“十倍的努力去扩大工人的罢工”，并责令江苏省委“深入到企业中，有组织有准备的发展罢工”，要他们“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方式，要利用公开的路线活动，公开地组织工厂中的反帝组织”，要“经常的召集群众大会，领导群众斗争，号召罢工。”3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中，武断地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责令省委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实际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4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中，康生又责令说：“党与团的省委必须将领导罢工工作作为他的第一等的任务”，“区委也必须将一切的工作集中到领导罢工中”。5 王明打的旗号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康生当然也会抓住1 同上。
2 载《红旗周报》附刊第26期，写于1931年12 月上旬。
3 载《红旗周报》第27期。
4 载《斗争》第1 期。
5 载《红旗周报》第41期。
这个口号不放的，所以他在文章中，甚至在题目里都要塞上“布尔什维克”
的字样。这不仅为王明相呼应，也为自己贴金，至于中国的实际，他们是不管的。他们的办法是，只要口号喊出来了，那就只好要事实去适应口号！
康生不只是鼓动罢工，而且特别强调将罢工引导到“武装工人”，“夺取政权”上去。他说：要使“工人武装起来”的口号，“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要“广泛地组织工人的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并“要领导这些队伍由要武装走向夺取武俊的道路”。1 他认为：“只有将罢工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才能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从而“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2“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