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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接见中央党校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谈他学习毛泽东同志于两天前（即十二月七日）所作的关于批评“大树特树”批示的“体会”。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不是一般的谦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哩论的一个原则问题”。又说，他“为了深刻理解这个指示，有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翻阅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边翻边想，越加感到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他学习之后，“受到很大的教育”。
十二月十二比以“攻击江青，调查康生”的罪名，下令将李一夫逮捕押送天津公安局。并特地告诉天津公安局局长说：“李一夫是坏人，要加紧审讯”。
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说“专案工作，从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今已有一年零八个月，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揪出了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清除了党内最大隐患”。还说：“中央文革有个设想，在春节前两个月内，把主要案件审查完，拿出报告来”。“特别是为了迎接‘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审查）要抓紧。”
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要“劝退”或“开除”那些“死气沉沉的不起作用的毫无革命干劲”的党员：“要发动群众来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路线”。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
一月二日，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一九三七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是专门在全国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据点”。并提出要把“中组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一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在组织上抓坏人”，“要在‘九大’之前把党校过去的一些坏头头弄清楚”。并对“林枫专案组”工作进展不快表示不满，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作出结论”。‘一月十三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崔月犁、冯基乎、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为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工作，使敌彻底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
一月二十一日，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个“叛徒”，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并当场宣布将赵逮捕。此后，在康、谢的煽动下，在云南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致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六日，向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直接布置任务说：中央党校“要搞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其中，“要突出主席路线这根红线”，“突出林副主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要突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作用”。
一月二十九日，同外宾谈话。攻击彭德怀同志一九五七年出国访问“是一个阴谋”，是“想看看人家是怎样把议会放在党和政府之上的”。
二月二日，在中央一办的演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凌云等反革命分子，他们使用一批所谓‘逆用特情’，是否根据罗毅卿、彭真的决定？他们经常给敌人情报，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二月四日，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汇报揪“内人党”
的情况。听后，康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撤。开始可能批得定点，不要怕！”江青对内蒙揪“内人党”的活动也极表赞赏。这样，内蒙在康、江的支持下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
二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天津市革委会、群众和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说：天津出现话剧《新时代的狂人》一事说明“天津文艺界
里，有周扬黑线“，并通过这条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他们想”瓦解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搞复辟活动“。
三月二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刘仁专案重点是彻底弄清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逆用特情’主要由公安局军管会及公安部搞。刘专案应研究工作中心，如焚毁电台及同贺龙案的关系等等。”
三月×日，在中央党校“李广文专案组”报送的《简报》上作批：“要追问李广文同反革命分子王任重的关系、联系”。
三月十八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大讲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为了证明这一点，康生诬陷了许多同志，说刘少奇是四次被换自首的“大叛徒”，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邓小平是“进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对从来也没有人党，是个特务分子”，“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土匪”，“陆定一是大叛徒”，“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谭震林是叛徒”等等。此次接见，康还为他在六三年给潘天寿画展所写的“画坛师首，艺苑班头”的题词辩解说，“那是为了压陈半丁，因为此人在北京太骄傲。”
三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学习班全体学员并讲话。这次讲清除了重复三天前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之外，还强调“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说北京“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叫嚷要对此“坚决打击”，“决不容许”。
三月初至二十二日，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一起，合伙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宣布将傅崇碧同志撤职审查，限令即刻离京。康生还一再叫嚷：“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
三月二十三日，派人去逼傅崇碧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三同志，勒令傅交代“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
三月二十四日，出席林彪主持的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的大会。会上，康生大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所谓五个阶段的大胜利：第一阶段，“揪出了彭、罗、陆、杨”；第二阶段，“揭露了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第三阶段，揭露了“陶铸的反革命面目”和“‘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反动逆流‘”；第四阶段，“揭露了王、关、戚”：“现在又揭露了杨、余、傅”。他还特别强调说：所有“这些胜利的取得，应当说江青起了极大的作用，建立了突出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个胜利中间，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政敬！”最后又说：杨、余、傅的“错误”，从总的方面讲就是“要为刘邓翻案”、“为刘邓阳、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为宣布“打倒杨、余、傅”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会上，康生恶毒攻击杨、余、傅是“阴谋家”、“两面派”，是“党内的极大隐患”，是“王、关、戚的后台”，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叫嚷坚决“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切阴谋活动”。
四月×日，第二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够证明刘少奇同志是个大叛徒的材料。
四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在“五一”前成立中央党校“革委会”。同时让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
四月十三日，同曹轶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郭玉峰等一起接见派驻中联部的军管小组。指示他们搞所谓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编印毛泽东同志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四月十四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详细介绍中联部情况。说“这个部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华侨，有的是外国人。他们资格老，好多是外国党的创始人，对中国党不那么信服。这个部是王稼祥的烂摊子，特务、叛徒也很多，部长、副部长也垮了。”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编送的中央党校第二十期《大字报选辑》上作长篇批示，让中央党校继续抓杨献珍、侯维想的“里通外国问题”。说：这个问题“不是孤立事件”，“必须同刘少奇为苏修做特务联系起来看”。
五月四日，同中联部军营小组谈话。此次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去苏联是经过国民党介绍的”，“在东北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并指示“把伍修权关起来”。
五月六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在中央党校“联系抓坏人，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五月×日，伙同谢富治制造“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冯基平等，“与美蒋特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
不久，将一千六百名干警加上“特务”、“叛徒”、“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其中冯基平等七十二位同志被捕入狱。
五月十二日，同林、江、陈等人一起，盗用中央名义，发布所谓《五一二命令》，把体委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说体委是“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的黑据点”。
五月十六日，接见贺龙专案组全体成员，攻击贺“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和我们打过仗，一直是斗争的”。说：通过贺的专案，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