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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老干部“搞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革命，搞资本主义”，说他们“对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赞成的，但是对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赞成了”。当外宾谈到“四个伟大”在英文中顶多用两个伟大时，康生立刻说：“如果把这个意见告诉那些青年同志，他们会斗你的，因为你取消了两个伟大”。
三月十六日，同陈伯达、王力一起到毛泽东同志处请示《毛泽东选集》要不要修改问题。
三月二十日，同外宾谈话。诬蔑罗瑞卿同志是“暗藏的反革命”，是“叛徒”，是“赫鲁晓夫”。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政府里”、“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些人，对这样一些人”要象对细菌一样，用一种霉素来治，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整掉“。
三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说中央党校过去都掌握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他们“反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
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对”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的学校“，”我们当然要彻底地取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康生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
四月初，先后收到中组部群众组织搞的《部分主要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
要》、《部分中央和中央局管理的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要入《新疆自治区部
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内蒙自治区有严重政治嫌疑问题的干部》
等材料，立即责令中央办公厅“印百把份”，“供中央文革小组了解干部，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参考”。
四月五日左右，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一个专门论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的讲话稿。
四日八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进行中，突然收到中联部“造
反总部“打来的电话记录，内称中联部”工勤总部“正在挑起武斗。康生看后，就武断地认为是伍修权支持的，立刻让王力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草拟一个”重点打击伍修权“的所谓”四八指示“。原件经康生签名，由文革办事组派人到中联部宣读。从此开始了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和迫害。
同日晚，康生、王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处接见中联部的几个人，专门布置了对伍的迫害。康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的人”，他的问题“可以上街剧大标语”。并亲自拟了“打倒彭真黑帮分子伍修权”、“打倒里通外国分子伍修权”等几条标语。最后还给中联部写了一个书面指示：“伍修权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希望中联部同伍修权划清界限”。
四月×日，指示中联部收集整理关于“三和一少汗的材料；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讲话。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并且一直贯穿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又说在这两条路线中，究竟执行哪一条，”这是划分左、中、右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讲话中还攻击刘少奇同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长期以来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月十四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席间，康生给聂元梓写了一张纸条，指令她迅速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同志的所谓“问题”。
同一天，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代表，接见中，凭相面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
四月中旬，康的小姨子苏枚（原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由于害怕社会上刮起的“揪叛徒”之风，突然自杀身亡。康却利用权势，硬说是被人谋害致死，强令追查凶手。结果把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逮捕入狱，受株连者五十多人。在刑讯逼供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四月二十四日，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
四月二十七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组织代表，再次诬陷王逸伦：“我不认识王逸伦，但在一次中央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这个人不象共产党”。
四月底，向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作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报告。
讲毕回到钓鱼台吃饭时，他对人说：今日报告“其实只讲了四个字。‘高举、顶峰’”。
五月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全体成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全体代表。
五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组部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中组部的“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对刘、邓反动路线“揭过批判得不够”，“对安子文黑帮，对赵汉、乔明甫、李楚高等人揭露斗争得还不够”，“中组部分化的还不明显，革命力量发展还不大”。因此，中组部还“不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而是学习青年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狠批刘邓反动路线”，“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组织抓叛徒联合调查团的办法”，利用自己掌握材料多这一优越条件，迅速行动起来“揪叛徒”。他特别强调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三结合’夺权阶段”，“非常紧迫地需要你们掌握的这些材料”。最后，他宣布：决定组成一个业务组进驻中组部协助工作，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文书档案、干部档案加以启封”，为有关部门“主动提供材料”，并研究一些问题。
五月十一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陪毛泽东同志乘小汽车在北京城里转圈，以调查大标语、大字报的情况。事毕，康到北师大附中接见全体师生，并大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同一天，又指示林枫专案组，“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说“重点是林枫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
五月十六日，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一起接见中央专案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学习《五。一六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和林彪的讲话等。此外还谈到“揪叛徒”的起源，承认自己是“揪叛徒”的发起者。
五月二十九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会间休息时，与王力谈起“三和一少”的问题。王力说：“岂只是‘三和一少’，实际是‘三降一扑’”。
康生接着说：“我看是‘三降一灭’，就是对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对修正主义搞投降主义，对各国反动派搞投降主义，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扑灭东南亚的武装斗争”。
六月一日，在中调部一群众组织的报告上得知沙韬同志的近况，立即作批：“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宇，（这）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
六月二日，收到北京卫戍区关于王逸伦在狱中表现的报告，其中说，王近日“犯病次数繁多，病情也重”，特要求以“面谈”代替“写材料”。康生批道：“王逸伦狡猾得很，请告卫戍区千万不要被欺骗”，“不要同意”他以“面谈”代替“写材料”的“阴谋诡计”。
六月三日，鉴于康生煽起的“揪叛徒”之风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得
不召见一些学校的“抓叛徒小组”，声称要“纠偏”，建议“抓叛徒小组”
改为“调查小组”。
六月七日，同外宾谈话。主要讲：（1）第三个里程碑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来划分的。（2）人民群众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千百万人手中拿起红语录，说有了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伟大力量”，就会“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3）吹捧林彪是“全党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典范”，说林的“四个第一”普遍地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六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他说：“我们过去把刘、邓、王的国际政策叫‘三和一少’，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当把它叫做‘三降一灭’”，而且这种“三降一灭”的政策，不是“从现在起”才实行，而是“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实行了。还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没有讨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1。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王稼祥“犯了修正主义错误”，是埋在中联部的“定时炸弹”。
七月四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等群众组织，肯定他们是“造反派组织”，相反，说“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
七月十八日，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向他们造谣说：“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
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再次造谣说：“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一再煽动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的大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七月二十二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在讨论武汉“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等人坚持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写到宣传提纲里去。
七月二十四日晚，同吴法宪一起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五同志的会议。会上，康生指使一些便衣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罚跪，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
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1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