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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日，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进行劳动锻炼的干部，并发表系统的“胡话”：（1）“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斗争，人们思想解放了，从而形成了奔向共产主义的形势”。（2）“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
（3）工厂大跃进靠“吃政治饭和教育饭”，“事实证明，教育不会妨碍生产，越是生产忙，越是教育忙，提高觉悟忙”。（4）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工资的基本形式”，实行计件工资，“不是增加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不是发展集体主义，而是增加了个人主义”。（5）工厂要大办红专学校，“因为它能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主席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三个条件，其中有两个是教育，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要靠教育来解决”。“如果十几年不能普及大学教育，那末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很不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6）现在有工农商学兵五种盲，工盲，农盲，比文盲厉害。“文盲，动一动书，顶多将书拿倒了，不会将书拿坏”，可是工盲，“动一动工具，会把工具搞坏”，“从社会主义社会来看，仅仅扫
文盲是不行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公民，都应该扫除这五种盲。“
十一月十一日，到同济大学视察，并发表讲话。宣传：“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尖端问题”。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出席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
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针对当时的浮夸风，提出了“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情神”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十一岁
一月十二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五八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五九年教育工作方针。说五八年在教育上取得了五项重大
成绩：（l）从政治上、原则上确定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即两结合）；（2）
确定了党对教育的领导权；（3）实行了两条腿办教育的制度；（4）推行了
全民办学的方针；（5）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关于五九年的工作方针，“主要是把五八年确定的方针具体地贯彻到各个方面，要抓巩固、调整、提高，在下放的基础上抓统一管理，集中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
他说：“如说去年是大刀阔斧，那么今年要来个精雕细刻”。
一月二十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集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抱怨人们不敢提“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大学”的口号，叫嚷“我们应该象马克思一样，允许讲胡话。”
一月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压缩空气已有二个月，现在还要鼓足干劲”，但一再强调“搞建设，向自然开战，也要调查研究”。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日复会（注：该会因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暂停一段）。康生又到会讲话。他说，五九年的学校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劳动不要泄劲，还要鼓劲”，二是“有计划的抓理论问题”。
这次讲话，改变了他前两年一再鼓吹的所谓整风运动、时事学习也是“系统的、正规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提法，承认五七、五八两年“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提出“学校要考虑（恢复）四门（理论）课”，“要建立一批专业理论队伍”。说“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丢了这一条不行”。
三月一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学术批判和讨论问题，提出“今后应有计划、有政策、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待这个问题”。
三月×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编委会
副主任，并着手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文教小组决定下设一个“理论小组”，其组长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兼任。
四月二日至五日，出席党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的提名。
四月十五日，出席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四月十七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会。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四月二十一日，在学习会上作《关于善于观察形势问题》的报告。
五月八日，在学习会上谈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五月十一日，又一次作学习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以及理论的发展形势问题。报告开始，他见有人录音，立即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有三怕：怕录音。怕笔记、怕记口号概念”，因为“任何报告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的一种说法或发言，离开那时的情况，（就）不一定对。我今天讲的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用”。
五月十六日，又作理论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六月初，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他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大发雷霆，指令“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
六月中旬，去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预备会。
六月二日至十六日，出席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康生对自己到处鼓吹“胡搞胡闹”、“讲胡话”的错误不但不作任何检查，反而从“理论”上批起讲老实话的彭德怀同志来。
八月二十四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召集的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
九月，撤回他在五六年九月提出的关于“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提议，说：“再开就被动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到处搜罗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象。
十月五日，向毕业归国的留苏学生作报告，介绍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说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的，不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
十月中下旬，搜罗到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抚顺党校的谈话，硬说这个讲话和谈话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要对杨的这些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十一月十五日，参加陈伯达召集的编写哲学经济学教科书会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戏跃进情况和六〇年打算，在上海召集了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座谈中，一再强调“先要挖掘老戏”。
十一月二十六日，出席中央文教书记会议，并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张闻天同志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指党在五八年违背了客观规律，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理论上世界观上”进行。了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往往拿伪装的唯物论来反对我们 回反映了客观的主观能动性”。
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全面系统地讲“发展”。主要内容有；（1）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2）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3）讲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向”载入七大党章，八大党章之所以没有写上，那是“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了“。（4）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5）说回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象陈独秀、王明、彭德怀那
样，是“公开的反对”；一是以“尊重马克思”、“不能超过马克思”、“一看就散等为借口，隐蔽地反对。（6）理论工作必须结合”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7）说许多老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过去是功臣，今天是祸首“。
十二月×日，出席中央召集的杭州会议。会上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组织广大的理论工作队伍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六十二岁
一月四日，听取中央党校关于组织批判杨献珍同志情况的汇报。其间插话说：“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最后标准是对。的，但不要传出去。”
二月，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四月二十三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发动群众编写教科书之事。
四月二十四日，在哲学教科书初稿讨论会上发表讲话：（l）“中央书记处决定半年写出书来，我们减为三个月，现在各地都已交出来了”，这“证明理论工作也可以多快好省，也可以走群众路线”。“用集体讨论代替集体审查”，“这是个尖端”。（2 ）书中缺点是少不了的，但“写出来就好”，“各
省的积极性必须发扬和保护“。（3）”要求六〇年内起码三易三改，到十二月三十日拿出第三稿。“
四月二十七日，出席社会科学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在理论科学研究工作上出现“各省领导重视”，“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依靠群众编书”的“新形势”。在这种“新形势”下，科学研究部门的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参加编写教科书的工作”。讲话中，要大家破除对外国人的迷信，说现在工人农民写的诗超过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