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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康生的双押宝而倒转，在康生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制造的各种乌云—一被驱散。康生本人也终被挖出来，押上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结束语
康生死后，“四人帮”为失去他们的“教师爷”进行过欺骗宣传。他们把煽动家的辞藻和阴谋家的谎话当做康生的业绩，因而愚弄过不少的人。
不过，康生自己的言行录，却一再戳穿了别人为他裱糊的装潢，以至完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类的金冠，理所当然地从他的头上滚落下来。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康生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在康生七十七年的一生中，特别是他在共产党内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知有多少血迹斑斑的脚印，多少共产党人的冤案，才构成了他那凝结着奸诈狠毒的罪恶史。
纵观康生的政治活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历史年代：从我们党的“七大”到“八大”，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一年。这期间，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期，既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党中央没有受到他的干扰和破坏，在军事上，在经济建设上，他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他离开了中央的重要工作岗位，他只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起作用，因而，其危害范围大大缩小了，特别在建国以后，他活动的范围只是疗养所或医院，权力所及，只能限制在这个小天地里。这就为我们党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排除了一个不小的障碍。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那就完全相反，当康生得势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受难，人民倒楣的时候，象一九五八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窃据了中央的重要岗位，而且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党灾难丛生，人民受害无穷。总之，康生的手伸到哪里，那里便是非颠倒，劫祸连起。
只要略加回顾，便可找出康生同我们党的兴衰的关系，便可了解，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成了我们党的一个特别的祸害。正因为我们党认识了康生的真实面貌，虽然他已死掉，但还是坚决把他清除出党，撤销了对他的悼词，还了他反革命野心家的本色。
康生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揭露，因为他有几张画皮，使人迷惑不解并借以吓人。
第一，中央领导人。康生发议论，作指示，都摆出中央领导的架势。因为在他口里，似乎句句都有来源，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中央的意见，给人们的印象，他就是中央的发言人。特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这种使
人摸不清的身份，增加了许多揣测，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楚。所谓小道消息满天飞，其重要来源，出自康生。你说小道，过不了几天，却变成了大道！
第二，老资格。人们称他为“康老”，他也自以为很老，但他不是从年龄上著称的。他卖弄的是老资格，一谈起来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起，党内发生的事件，历史人物，摆些细节，谈些故事，似乎他都亲身经历过，听者只好目瞪口呆。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康生一谈共产国际，就同自己的光荣史联在一起，眉飞色舞，从莫斯科到巴黎，从苏联、东欧，到法国、意大利，从党到党的领导人，他都议论一番，评价一番，有的大骂一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都谈论一通，谈今说旧，由外国人引到中国人，又由中国人扯到外国人，应他批判之需要，适他政治之要求。他又经常会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士，不管人家听不听，他都要把他那套讲出去。似乎别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他唱独角戏了！
第四，理论权威。康生有过这样几个头衔：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他的这些职务，以及他部署的工作，抓的问题，给人们总的印象，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这样自居，也这样向人标榜。无论理论上的什么重要问题，他说了算，以他的话为准。特别是他说批谁就批谁，他说怎么批就怎么批，上什么纲，定什么性，都取决于他的“指示”！
第五，情报专家。从三十年代起，康生在我们党内就做情报工作，象社会部、情报部以及一些审干肃奸的机构，他都参与过和领导过。在他手下，不知打了多少假叛徒、假特务。似乎在我们党内，所有老干部的历史他都清楚，别人有什么问题，他都通过秘密的情报加以掌握。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他一插手，总要把一大批好同志，弄成“叛徒、特务”，他象患有顽固的职业病，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他“肃反”的眼睛一看，就变成他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那套逼供信的手段。对我们党的很多干部来说，一提到康生，便产生一种无法安定的恐怖感。
他的这五张画皮被在身上，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不仅对广大干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许多党的领导人，也被他欺骗。长期以来，对他的问题得不到系统的清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康生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和罪恶，向全党展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凶恶的敌人。从康生的历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第一，忘记“左”的危害，会亡党亡头。
康生是从“左”倾错误中发迹的。从三十年代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由“左”倾思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或大或小的危害，几乎都跟康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他是利用“左”的错误，干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处心积虑地糟蹋党和人民的战士和功臣。他是以“革命”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极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他是以折断党的脊梁为其主攻方向的。
不好说康生的“左”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他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承袭者。他把地主阶级的上馅下陷，倾轧欺诈的处世哲学，搬进了共产党内，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口里念着极左的词句，手里拿着的剑却直接刺向党的要害。
我们党多次受到“左”的袭击。“左”给党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后果是惨痛的。但是，肃清它的影响，防止它的复发，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不能不承认，我们党内的成员、党的历史以及党的社会环境，对于“左”的滋生和发展易于助长，却不易于防止。所以，康生及其一伙常常利用这种条件。他们深知，只要点火，只要吹风，就会吹遍全国，就会搞得难于收拾。
“左”的影响和流毒，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远远没有肃清。“左”
并不是宣布它的错误，就会得到制止，人们也就相应地警觉起来纠正它。
它有深厚的土壤和传统的条件。康生之所以长期得心应手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就是利用了“左”倾顽固症才实现其野心的。
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左”给我们党和人民的危害，并不是也不应当是放任右的东西占领我们的阵地。当我们反“左”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有所抬头，企图把没有免疫力的人引向脱离党和社会主义的轨道，这当然会遭到强烈地反对的。
第二，要肃清“家长制”的残余和影响。
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后来又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土地上，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我国人民觉醒的界碑。我们党在为自己壮丽的事业奋斗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诗，整个旧社会被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打得分崩离析，不成体系了。可是，旧社会的污毒井不能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更不能把它装入棺材埋在地下，封建制的残余，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盘旋。这种残余也浸入了共产党，家长制就是突出的反映。
康生就是利用了党内的家长制行奸作恶的。家长制、一言堂，当然不是我们党所应该有的。但是当着人们缺乏对封建主义侵袭的警觉、听不得不同意见、社会上又没有民主传统的时候，它也就滋长蔓延起来。康生专门
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意图，以骗取信任，由报喜不报忧，到歪曲事实搞浮夸，以至打击陷害同志，爬上更高的职位，窃取更大的权力。这不能不说是家长制作风所带来的危害。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防止家长制作风的发生，就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万万不能放弃的政治生活的根本制度。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我们党的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倾听多数同志的意见，才能实现集体领导的原则，也才能防止一言堂、个人专断的发生；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使领导不受蒙蔽，才能防止大权旁落，也才能避免对投机钻营分子的无原则地使用和提拔。
第四，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和每个共产党员前进的重要的力量源泉。共产党要健康地发展，共产党员要锻炼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必须牢牢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这一条，党便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党，党员也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崇拜自发性。就是无产阶级，也不会自发地成为先锋队的组织，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锻炼。有了先进思想的灌输、启发，通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