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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所求，但目的都是为了他们的“新王朝”！
然而，“保江组阁”的策略，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因为康生、江青一伙，长期以来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关系甚密。林彪反党集团的许多篡权活动，他们都是积极的策划者、参与者和舆论制造者。如果说，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败露，已使康、江一伙处境困难的话，那末，林彪反党集团于九月十三日的彻底覆灭，就使康、江一伙处境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定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住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稳住阵脚，以求一逞。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
次代表大会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才认为时机已到，开始施展其“保江组阁”的本领来。
康生究竟施展了哪些本领呢？
第一，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
忠奸本来是不能并容的。反周是康生的宿愿。“文化大革命”之初，他就旁敲侧击地攻击周恩来同志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人”，是“同汪精卫合作”的人，是犯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职业病”的人，并纠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周恶浪。结果是损兵折将甚多，收效甚微。这一点确实证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并没有屈服于淫威之下。这就不能不使他暗自咬牙盘算：周恩来虽是他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但是，反周不易收效，目的难以达到，闹不好有使自己垮台的危险，林彪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康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暗算，不敢公开表露。
自“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自取灭亡之后，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尽力排除干扰，力挽危局，采取一切措施，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思想上，狠抓批林整风运动，大力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组织上，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解放和使用了一些老干部；在教育上，提出排除障碍，拔除钉子，坚决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主张，并恢复了教学和招生中文化考核制度；在经济上，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形势有所好转。对于这一切，康生和“四人帮”统统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们认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就等于束手待毙，彻底完蛋。因此，当他们于一九七三年八月站稳脚跟之后，就立即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他们“组阁”的障碍！
第二，“影射史学”出笼，帮凶得心应手。
怎样“反周篡权”呢？明反吧，不敢；不反吧，不甘！怎么办，还是康生鬼点子多。一说害人，真是满腹经纶，于是，“影射史学”应运而出，假托“批孔”，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
“批孔”，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可是江青、康生立刻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借题目，做文章。他们既不批林，因为批林会批到自己头上；又不批孔，因为批孔会把人引向故纸堆。因此，他们密谋的绝招是：借“批
孔“之名，行”批周“之实的策略。康生指示中央党校×××迅速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稿子1作些增补。×迅即照办。康生看到×的增补稿极表赞赏，立即批送江青，从而为江青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大搞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作了准备。正因如此，江青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她擅自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康生大加赞扬，说”康老立了一功“。什么功？显然是指康生倡”影射史学“
之先，为她提供了炮弹。
既受“女皇”赞扬，康生认为此举得中。动员大会之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就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对×××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安慰和鼓励，他说：“动员大会×××去了没有？身体怎样？请转告×××，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孔子杀少正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接着又布置新的任务说：“现在再叫×××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内容和写法是：（1）关于柳下跖其人，儒家反对他；进一步看看荀子对他怎么样？（2）对《庄子。盗跖篇》做个简要的说明，并译为白话”。×××受宠若惊，自然心领神会，对康生交办的新任务，当即表示“乐于接受”。康：生向×布置新任务的第五天，即二月三日，又指示其秘书向江青写了报功信，说：“最近康老提到，可以从古书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庄子。盗跖篇》中奴隶起义领袖痛斥孔子，骂得很痛快。要我告党校，请×××教授加以注释，并译成白话文，题目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搞成后印发中央同志参阅”。
二月二十二日，康生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康生的御用写作班子）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报送江青审阅，《痛骂》一文批送姚文元掌握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痛骂》一文，既然是“痛骂”，那就蛮横、撒野，不讲任何道理，搬出了“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态度，把《庄子。盗跖篇》的寓言变成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世竟能当面痛骂孔丘的“反孔英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如果说康生的指桑骂槐，以古喻今的策略，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中还是隐晦的话，那么，在《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中则是赤裸裸的了。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成为江青、康生一伙的得心应手的攻打武器。他们自诩为“柳下跖”，把他们攻击的对象辱骂为“孔老二”，无非告诉人们，他们是祖传的“造反派”，而别人却是承袭的“保守派”。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写的一封信中就1 此稿是康生于1969年9月以“注释”《毛选》五卷为由，指示×××写的。
曾写道：“你们要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于徒孙们”。江青此话，既说明了“影射史学”的用心，也证实了康生指使人搞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样板”作用。
康生报送江青审阅的《庄子。盗跖篇》译文怎样了呢？江青嫌译文“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上考虑不够”，立即送交其御用写作班子——一梁效修改。三月二十六日，梁效将译文修改完毕退江青。三月二十七日，江青又将修改稿批转康生。康生见到修改稿，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养病，立即得意地作批道：“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接着，他又指令中央党校的“唐晓文”，立即编写《鲁迅批孔言
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
料，继续为江青效忠。这几个材料搞出后，康生特别指使其秘书给“唐晓文”打电话：“康老说他身体不好，材料寄江青同志，要写上是尊领导嘱咐送的”。他们就是如此紧锣密鼓，进行这场肮脏的罪恶勾当的。
第三，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
“唐晓文”，是根据康生指令于“文化大革命”之初成立的。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成为康生的一个“传声筒”。康生经常不断地向其交任务，指方向，自不待说，就是挂牌子、闯门面，也由康生具体指导。而“唐晓文”
也“紧跟康生每一阶段的指示”，忠实体现康生的意图。康生要“批孔”，唐晓文便连篇抛出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以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文。因而，博得了康生的喝彩，赢得了江青的赞赏，成了一枝同梁效、罗思鼎齐名的笔杆子！
当然，唐晓文是按康生的指挥棒去迎合江青胃口的。江说要锋利，唐晓文就句句带刺；江说要有“现实感”，唐晓文就赶快给柳下路穿上红卫兵的衣服。对于江青的赞扬，不仅要明吹，而且还要暗颂；对于江青的效忠，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一二五大会”之后，唐晓文就曾连夜赶写《简报》，大吹江青是“抓大事的光辉典范”，发誓要“跑步前进”，表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以后，又连续给江青写信，以示忠心，说什么：“随着直接受您教导次数的增多，愈来愈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今后一定根据您的指示”，“在您的指导和关怀下”，“为运动的深人、普及、持久，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这些都是期待“女皇”
登基之后，评功加封的凭据。
一九七四年六月初，康生的病势日趋严重，他便把自己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干脆交给江青直接指挥。江青大喜，当即带该班子去天津进行示威活动。沿途，江青一再宣扬，梁效和唐晓文
是“我的两个班子”。唐晓文受到江青的宠爱，就象侍臣一样，更加效忠于江青。在江青天津之行的整个过程中，同梁效一起，接连炮制《简报》，待将来一旦要出《“女皇”大事记》时，《简报》岂不是轰动世界的内幕巨著！
至于“唐晓文”的顾问×××，对于江青则是更加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在谈到被“特邀”随江青去天津的感想时，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但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