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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防扩散”为名，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四卷（册）；被抽页的，有五百三十六页；被抠挖的，有五百三十二处；被贴盖的，有三十九页。
康生等人利用“清档”，如此疯狂地破坏档案，显然是用以消灭同有己丑史有关的物证。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查小组在给张春桥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历史的档案至今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这里不妨将此报告全文抄录如下。
春桥××：
在市公安局档案处的清档工作中，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案卷中的情况如下：011—16—134 卷中，有康生的情况（35 页）
011—16—135 卷中，有康生的情况（9 页）
011—16—136 卷中，有康生同志的情况（46 页）
现将原卷三件一并呈报。
市革委会敌伪档案清查小组
1968年3月15日
这个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的材料，共九十页，至今下落不明，很可能是毁掉了。报告中说：“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仅从“又发现”三个字就可断定，在此之前就曾发现过这类材料，至于发现过多少次，已无法判断。清查小组所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主要是指康生、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类。其他的，有丑史进入上海敌伪档案者极少。另外，该报告是上海清档小组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写的。据材料证明，该小组工作一直进行到一九七〇年才“基本结束”。这就是说，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两年中，仍有可能清出涉及康生的材料。不过，这都是推论，不可作立论的根据。但是“报告”
中所提到的那九十页材料，却无疑是有关康生丑史的材料，不然，为什么要毁档灭证呢！
其实，康生之流愚蠢得很。他们只销毁了这九十页材料本身，却留下了销毁这九十页材料的“报告”。销毁这九十页材料本身，只能增加人们对康
生严重历史问题的怀疑。但是，历史事实是销毁不了的！相反，销毁“报告”却成了有力的证据。因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毁掉了敌伪档案，毁不掉活的档案，毁掉了国内的档案，却无法毁掉国外的书刊。历史之无情，就是顽强地同伪造者作对！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康生来不及灭口或无法毁掉的材料。吴滨沭，原是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八月被捕叛变，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解放后为我专政机关逮捕关押。他在康生横行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写的交代材料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何孟雄、罗石冰、龙大章、李求实等，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里说过，他们被捕，是党内叛徒出卖的，因为他们每人的简历，他们一批人何年何日入党，工作简历，甚至自己都。没有记得那么清楚，敌人却知道得那么一清二楚。没有党内人告密，敌人是不会知道那么详细的。他们到龙华司令部后，每人只提审过一次，非常简单的问一问，核对核对。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叛徒告密的问题。吴滨沭在这个材料中，没有点名，究竟指谁，尚难断定。不过，能够掌握何孟雄等同志历史情况者，绝非一般人。康生自一九三〇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一月又被提为中央组织部长。可疑之处，当然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有的书刊在谈到康生其人时，也曾谈到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国内的反映基本相同。
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记辞典》中写道：“康
生一九三O年曾在上海被捕，据说，由于国民党著名领导人丁惟汾的干预，他迅即获释，当时丁的侄儿（或外甥）也在上海被捕“。
美国纽约法拉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了金品和丹尼斯。勃雷德华斯合著的《谁是继承人——毛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书。其中第六章《斗篷与匕首》中写道：“张少卿，化名张耘、赵容、康生。在上海，他曾领导过三次暴动，虽然被捕过，但其后又被释放，继续在上海组织地下党的活动达四年之久。在他向国民党告密之后，由于他在这个不走运的机构中是一个骨干，所以这一机构立即被周恩来撤销。但是，他隐瞒了他的叛变行为而混迹秘密情报机构长达四十年之久。”
英国伦敦一九七四年出版了理查德。狄青著的《中国秘密机构的历史》一书，其中写道：“康生一九三〇年被捕，他本来会坐牢或被处决，可是很快他便成功地通过国民党头子丁惟汾的斡旋而获释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离开上海，这使人感到他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某种保护。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成为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协调人，他为了保住他的职位而与国民党内部人士保持某种联系。”
这几份国外书刊，虽然没有提供事情的具体情节和过程，也没有说明材
料的来源，但是都一致肯定康生在“三〇年”或“三十年代初”被捕叛变过。与上述所引材料对照，确有相同之处，至于这些材料来自哪里？姑且不谈，一般说来，上海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藏身之地，同时，也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搞战略情报的中心基地。
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各自在自己的租界内设立了情报机构和巡捕房，他们或是单独行动，或是联合行动，或是同国民党特务机构勾结起来，专门从事刺探中国共产党机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得知一些康生被捕叛变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从这方面说，他们的材料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们所载材料同国内许多人的怀疑和揭发如此惊人的二致，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增加了康生被捕叛变问题的可疑性。
康生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经常无缘无故地不由自主地表白自己“没有被捕叛变”过。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此事已把他弄到神智颠倒，精神紧张，情绪异常的失态程度。这里略举数例：第一，有一次，在延安中央党校开会。当时没有任何人向康生提出历史问题，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就没有被捕过”。使在场的人个个感到莫明其妙。
第二，一九五〇年五月，康生准备由济南动身前去杭州养“病”的前一天，同样在没人问及他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他突然对他秘书说：“我过去在上海，把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我前门进去，后门就逃走了，就出不了事。可是，有人不理解我这个情况，还怀疑我在上海过去那样白色恐怖下，别人都被捕了，我怎么没有被捕过。
第三，一九五〇年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一起专程赶往杭州去探望康生的病情，康生趁机反复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第四，一九六八年，当康生看到台湾出版的《匪情研究》上谈到“康生在沪一度被捕，旋即获释”之后，立即在旁边作了一个表白性的批注：“胡扯造谣。我从来没有被捕过。如果被捕，早就杀头了。”
第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康生神智已经昏迷了，但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问题哩！他躺在床上，在“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同时，仍然对人断断续续地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没有；一九二三年，没有；一九二四年，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没有……”
康生如此神经过敏，如此反复地无缘无故地表白自己，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一句俗语：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
关于康生的历史问题，我们只是摆了上述材料，究竟应当从中得出什么
结论，这还有待人们去探索，立此存照，以供探索者参考。
第三十一章保女皇是为了保自己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仓皇出逃，结果折戟沉沙，焚尸于温都尔汗。从此，林彪集团也就彻底垮台了。
康生和林彪之间，本是文武结合，相互利用的关系。康生之所以看中林彪，是由于林彪手中握着枪杆子，权势所在，又是接班人，康生当然贴心投靠；林彪之所以看中康生，是由于康生笼络了一批笔杆子。既要篡党夺权，就要靠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捧一拉，两者就自然合伙了。可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急不可耐地抢班夺权，暴露了野心家的面貌，遭到了严厉地批判。康生一见大势不妙，于是和江青一起，匆匆忙忙改画脸谱，演起由合到分，由得宠到“受害”的换马丑剧。“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到处散布林彪早就把矛头指向了他们。演戏毕竟不是事实，假话只能蒙骗一时。
无庸置疑，林彪集团的彻底垮台确实给康生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是不是说，康生从此之后，洗手不干，不再继续篡党夺权了呢？当然不是。
就象一个赌棍，并不因为输得精光而不再下赌注一样，康生又继续押宝，以作垂死挣扎。怎样挣扎呢？是自己亲自出马吗？不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年老体衰，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投下最后的赌注，倾全力死保江青这个“女皇”了。
康生与江青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再加上共同挣扎的因素，来往就更为频繁了。江青借口康生有病，不是打电话向康生表示问候，便是亲自登门拜访、看望。每次去，总少不了带点什么盆花呀，狮子狗呀，影集呀，炒菜呀之类的慰问品做掩护，实际是借机密谈，积极策划保江青出面“组阁”。
一方要当“女皇”，找忠于自己的保驾，一方要尽“顾问”之责，寻新靠山。
各有所求，但目的都是为了他们的“新王朝”！
然而，“保江组阁”的策略，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因为康生、江青一伙，长期以来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关系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