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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则又解释说：“不仅仅是由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司令部发生了问题，而且是由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一条顽固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从此之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扩展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认为这条路线一直“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具
体内容是什么？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一直批了七、八个月啦，可谁也没有系统地具体地分析过。直到四月初，林彪亲自点将，要康生在十三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详细讲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时，康生应林彪之政治需要，组织了自己的班子为他起草，戚本禹、叶群也亲自出马相助，方才为刘少奇编造了那条“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在白区工作中，刘少奇“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因而“不是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抗日战争中，“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单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刘少奇“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
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
一九六四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除此之外，康生还在别的讲话中说：刘少奇在文教卫生、工交农业、军
事外交各个方面也都有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
这样，刘少奇的一条一贯的全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康生炮制出笼了。
看来，康生的独特眼光，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最“高明”的了。
从三十年代起，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每个时期都有一套同党的
正确路线相对立的反动路线，有时间有内容，康生提得尖锐，提得具体，似乎刘少奇在党内从来就是破坏捣乱的。如果康生的讲话是事实的话，那末人们自然会问：第一，康生一方面高度颂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是如何英明如何伟大，另一方面又胡说，这个党出现了一个象刘少奇这样的反党人物，而且这个人物长期在党内居于重要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同志的左右手，这不是公然宣传这个党蠢之又蠢吗？第二，康生既然那么明确具体地发现了刘少奇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他又在各个时期都颂扬刘少奇，都在推崇刘少奇为正确路线代表呢？他过去的说法和现在的说法完全相反，何者为准？要么过去是假话，要么现在是假话，或者过去和现在都是假话，是个货真价实的两面派！第三，康生把刘少奇的历史说成是反党史，是党内埋藏几十年的定时炸弹，他以情报专家自居，告诉人们几十年前他就有觉察，但他从来没有向党说明过，说出来的都是反话，现在一下子就公诸于世，几十年后他才吐出内心话，这不是更加令人惊异地感到他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吗？
二，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康生认为：既然刘少奇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就一定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了证实这个推论，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即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特地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张条子，让他们查一查混进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南开大学”红卫兵“根据康生的这一指示，迅速组织了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并大量复制康生的指示，发给每个战斗队成员，作为随意出入各单位，任意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的”特种证件“。过去党和国家规定的一切有关保密的规章制度，都告吹了。战斗队一成立，就按照康生的指点，查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这就是康生、江青一再大喊大叫的”小将立了大功“的”胜利成果“！
八个月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为了操纵学生组织，继续扶植自己封的“造反派”头头，康生又给聂元梓写了一张条子：“天津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组织了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的结果，看到了旧北京市委内部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的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根据康生的这张条子，聂元样等人立即组织了所谓“专门从事叛徒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第二战斗队”，又名“揪叛徒兵团”。
其活动极为诡秘，人员名单、工作计划、调查报告，都直接请示康生。实际上，这是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别动队！“第二战斗队”成立后，立即调查
了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三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后设法营救出狱
的被国民党关押的近三百名“政治犯”。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在接见中组部工作人员时，又要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等组织“揪叛徒”的“经验”。于是，中组部和全国各地，也都照此办理起来，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揪叛徒”
的一支庞大队伍。这支队伍在康生的授意下，当然“成绩辉煌”，到六月七日止，全国揪出“历史上被捕、被俘后自首变节或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就达五千二百余名。康生的“被捕叛变论”先推行于他的直属“战斗队”，又推行于全国。凡被捕就叛变，这大半是康生的体验。所以，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表声明：他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叛变过！他既然揪出了这么多“叛徒”，就足以证明刘少奇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是确实存在的。由假设到求证，这就是康生的公式！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就是康生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重要“证据”。其实，这完全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假案。
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出狱的。这一点，康生完全清楚。
他曾于一九四三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一九四四年，他向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他就向中央写报告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更卑鄙的是康生还指使一些人向有关人员威胁逼供，制造假证据。专案人员不准这些同志谈“毛主席知道此事”，威胁说：“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还逼张闻天同志承认这些同志出狱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并威胁说：“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也是由康生一手制造并被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证据”。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包括从苏归国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天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一九四六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经中共中央与之交涉进行营救，除公开叛党的十五人外，其余一百二十几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七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康生也在这个欢迎的队伍中，而且其欢迎之热烈尤为突出。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康生“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黧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喊道：”你终于回来了‘。“但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当康生掀起”揪叛徒“风浪之后，这批同志除已故和下落不明者外，
共九十名，都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并于同年十一月几乎全部立案审查。康生明知此案的一切情形，不但不说明真相，相反却无中生有地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八年之久，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大批亲友受株连。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经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