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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只好从外贸部门用一千三百五十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曹轶欧取走了。
凡此种种，正是康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应当“革”文化之命的一个注释。
第三，廉价占有。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窃取图书文物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又如，黄庭坚真迹“腊梅三
咏“，也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取走。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了、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一方折价五分钱到五角钱掠去。
一次，文管处给康生所要的图书文物作价略高了一些（实际上比国内最低估价低得多），康生很不满意。他通过其秘书指责文管处对中央领导“没有无产阶级感情”，说什么“你们还让康生同志吃饭不？”在这种威胁下，只好随其自便，愿付钱由他，不愿付钱也由他，象征性付点以示购买也还由他！在康生看来，只要他看得上的，就应向他进贡，就象当年他家的佃户理应向他家进贡一样。所谓付款，无非是想掩人耳目，说明他是买来的而不是白拿的。
据统计，康生用象征性付款的手段，所攫取的图书，按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得八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元，而康生仅付二千三百六十四元，占估价总数的百分之三；所攫取的文物，按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得七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元，而康生仅付二百五十二元，占估价总数的千分之三。这就是康氏的等价交换！无怪乎康生对文管处的同志说：“我不怕欠帐！”原来，他知道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他所窃取的图书和文物，若在国际市场出售，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成百万富翁！”由此看来，康生不仅是一名盗窃犯）而且是一名投机倒把犯。
第四，掠夺占有。
“文化大革命”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康生分文未给理为己有。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地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精选珍贵材料配制龟形砚身。一九七〇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紧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瑞溶化石龟形砚台。于是，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一百四十四个工，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大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耗资八百余元，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取用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这些占有方式，对康生来说，就是将国家的和私人的图书文物，统统纳入他的私库。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归私”，而且是“归康生之私”，然而康生却亲自雕刻方印名曰：“归公”和“大公无私”。著名藏书家赵元方的书上，本来已有“赵元方藏”的印章，康生却又盖上了“归公”、“大公无私”、“康生”三枚印章。邓拓同志的许多书籍文物，本来有“邓”字标记，
康生却将其撕去，同样打上“归公”、“大公无私”、“康生”三枚印章。可见，康生的所谓“归公”和“大公无私”，就是将别人的东西或国家的东西掠夺为康生所有，只要归康生所有了，就叫“归公”，就叫“大公无私”。
康生在他掠夺的一部二十一史的扉页上对“归公”二字作了一个说明。
他说：“此为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全书四百五十七册，完整无缺。曾流入日本田藩文库，后又归于国内，可谓物归原主矣。为使善本古籍不致流入外国，或被销毁散失，乃于工余之时，加以搜集拼凑装修，借以休息，并准备将来统交党中央图书馆保存，故印一‘归公’章，以示无私也。”康生这段自白，真象婊子立牌坊！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本是我国珍本，现从国外返回，无疑仍归国家所有，这里怎么能显示康生的“无私”？！明明是抢劫犯，却谈自己“无私”，康生所说：“准备将来交党中央图书馆保存”
就是说，他是物主，是二十一史的所有者，所谓“物归原主”就是归还于他，而党中央图书馆仅是受康生之托于将来代为“保存”而已！事实上，在康生断气之前，二十一史一直在他这个“物主”的手中。
通过康生贪得无厌的侵吞国家、集体和别人的图书文物的事实，使我们真正领会了康生长期以来叫得最响的所谓“革命”一词的真正含义。原来他所说的“革命”，就是变国家、集体、别人所有为康生私有。
第二十八章诬陷与奇冤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艰难险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长期被选任为党的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和国家的主席，已经载人我们的史册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我党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对刘少奇同志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以致折磨致死，铸成了我党历史上的特大冤案。 在这一奇冤中，康生起了奇特的作用。
人们不禁要问，康生对刘少奇的态度不是一直很尊重吗？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是的，在康生那里，对人的态度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
我们无须追溯得太远。康生自一九五六年东山再起，他除了眼睛盯着毛泽东同志以外，当然也盯着刘少奇同志，一有机会便奉承一番。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他在全国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赞扬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总结了两次革命的经验，在今后建设问题上，进一步发挥了主席十大矛盾的思想，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又赞扬刘少奇同志
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伟大领袖的重要作用“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一年，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不久，康生又自荐主编《刘少奇选集》，并且立即着手编辑。后来被康生批了个一塌糊涂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这个时候由康生提议，并由他指定专人修改而再版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康生主持的《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刚刚结束，就赶紧向少奇同志说：”您的《选集》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杀气腾腾地独揽了整个会议的发言权，发言中除了大骂彭、罗、陆、杨之外，还指着鼻子大骂朱德同志是”空头总司令“，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是一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的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
尽管如此，这时，康生对刘少奇同志还是恭恭敬敬的。就在这个会议上，康生还当面检查了一九三一年他对刘少奇同志的攻击，说：“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
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由此看来，康生对刘少奇同志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总有这么一番表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时他认为刘少奇同志”接班人“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当时只想到彭真（的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有问题“。可是，待”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一拉开，康生得知毛泽东同志不同意派工作组的态度之后，他对刘少奇同志的态度就一下改变了。七月二十五日，当毛泽东同志由外地回到北京第一次召开大区书记会议时，康生就把中央批发的北大工作组关于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放在自己皮包里。后来他说：”我当时把文件带在身上，想送给毛主席看看，但是勇气不够，想了半天，又放回皮包里了，怕说成是告状。隔天，我将这个错误文件的危害，告诉原批发者，想推动他自己向主席报告，但毫无结果。“这段自白，说明康生在这时的心理状态：由于他还没有完全摸底，所以有些举棋不定，欲攻又止。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康生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在刘少奇同志面前了。
康生是怎样诬陷刘少奇同志的呢？
一，虚构了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康生说，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什么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生有着不同的解释，时而增加内容，时而延长时间，刘少奇的队伍，康生也一再为之扩编。他最初的解释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初决定派出工作组的那五十天中的问题。怎么派工作组就是反动路线呢？如果这样说能成立的话，那么在此以前的政治运动，比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派、四清都曾派出过工作组；在此之后的“工宣队”、“军宣队”，以及以“支左”名义派出的“军代表”，不也是工作组吗？其实，派工作组是我党历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派工作组本身不好说是什么路线错误。然而，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