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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所干的第一桩事，这也是他在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中的真正“贡献”！
第三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一九五八年，“斗争问题是关于党校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杨献珍“把‘十六字’（方针）当圣经，在全国到处讲，谁要不同意就是离经叛道”，而“我批判过，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康生对这次“路线斗争”的描述，是颇能令人玩味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央党校就办校方针、任务等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总结了党校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第一次将党校的方针具体表述为十六个字：“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一方针。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于一九五六
年二月写的《关于全国初级党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说：十六字方
针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全国初级党校。（此时，十六字略作改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可见，“十六字”方针是中共中央肯定的，并直接向全国党校推广的。把它说成是“杨献珍的方针”，而且是“对抗毛主席的方针”！这不是极端荒唐的吗？
必须指出，在“十六字方针”问题上，康生是耍尽了两面派手法的。人们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北京音乐堂向政治教师作报告的时候说：“十六字方针”是“带根本性”的方针，是中央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的”，它是“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
他特别强调说，这个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肯定说：“这个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并且向人们指出：“十六字方针”，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方针”，除此之外，“不能有另外的解释”。这些话真是把“十六字”方针捧到了九天之上，从理论到实际，都不准怀疑，都不许作别的解释。他不是一次讲，是多次讲，也不是向一个领域或一个单位讲，而是向全国讲。可是这些话说了还不到一年，康生就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来了个“另外的解释”，认为“十六字”方针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根据康生自己
的需要，他的调子变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康生在各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对“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恶毒攻击，从九天之上，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这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并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学习理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还是联系反革命实际；提高认识，是提高党的思想认识，还是提高反党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性？”
还说：“十六字”方针，“实际上成为反党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令说：“今后不许再用！”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谁敢相信，这是出自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一人之口！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按一般人的为人道德是无法理解的，然而这却是康生的惯用手法。
康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次报告中曾经公开声明说：“我今天讲的
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有用“。既当吹鼓手，又当刽子手！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在两面派看来，一点也不怪！
第六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六二年，斗争的问题是翻案还是反翻案。那个时候，中央党校大搞翻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批评了杨献珍”，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
所谓大搞翻案，实际是指中央党校否定杨献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办校有所谓方向性错误两件事。在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党校讨论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就有不少同志提出：杨献珍等同志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不要为其平反；中央党校是不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不要对“十六字”方针重新认识。关于前一个问题，由当时的中央监委常务副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主持党委会讨论处理。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向中央写出甄别报告，明确提出，杨献珍同志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此案可以了结。关于第二个问题，由党委发动全校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了充分讨论，成立了若干小组讨论、起草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是非，端正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个《中央党校教研室工作条例（草案）》。就是在这个条例中，开宗明义，肯定“十六字”方针是正确的。另外，还发动群众总结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教学工作经验，揭露党校问题。许多同志点名道姓地系统地批评了康生、曹轶欧的错误做法，清理了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出的所谓“最高最后标准”、“顶峰”、“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少而精”、“立竿见影”等错误口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同志们的揭发，本着“有言必录，保护批评者”的原则，编出四十三期《简报》，并写了个《中央党校五九年以来教学工作总结（草案）》。以上材料，均发给了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讨论，并报送了中宣部、中组部、中直党委和中
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康生得知以上情况，硬说是“翻案”，攻击起草小组是“反党小集团”，叫嚷要大反“翻案风”。因此，康生挑起的这次所谓“路线斗争”，实际是打着“反翻案”的幌子，维护其插手党校以来的胡作非为。
这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亲自挑起的四次“路线斗争”的真相。除此之外，他在中央党校还挑起了六次“路线斗争”，这就是：五九年上半年，对“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的批判；五九年下半年，对杨献珍同志所谓“反三面红旗”的批判；六四年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九六六年春，配合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反彭真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夏，在中央党校掀起的“反林枫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底，在中央党校又掀起了“同刘邓路线的斗争”。这六次“斗争”，有的已在前面专章或专节评述，有的前面虽未评述，但其情况与实质，人所共知。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康生插手中央党校不过十年时间，十年之中，他就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而且每次都以胜利而告终，这很好地说明了，他真不愧为是“路线斗争”的“勇士”、“行家”和“常胜将军”。但是，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
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上面的揭露中可以看清，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实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诽谤，是对革命同志的打击迫害，是以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搅乱思想为目的的“挖心战”，是他实现篡党夺权、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重要手段。
四、“吐故纳新”，以帮代党。
康生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吐故纳新”。他说：“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搞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1因此，他极力主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办法，实行开门整党，大搞“吐（故）、挂（起来）、纳（新）”。2“吐故纳新”，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用于整党建党就很值得研究了。故和新的性质、界限都没有科学的解释，什么样的故该吐，什么样的新该纳？完全随着康生的主观随意性和帮派性而变化。
康生究竟要吐些什么“故”呢？
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查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一是”需要耐心教育“的，但是”还要看他自己能1 1967年11 月13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 1969年11 月17日，在听取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不能活起来“，如果”活不起来“，
那就要“开除出
党“，或者”劝其退党“。由此看来，
康要吐的主要有
三种人；一是“查
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二是”文化
大革命中表现极
坏的“，三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的。关于这三种人，我们绝不可从字义上来理解，
而要从事实上来
看。我们从前面几章的评述中，就可
清楚地知道：他所
说的“查明有据的
叛徒、特务“，主
要是指他们通过
捏造假证而加以
诬陷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所说的“文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