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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来，承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是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而康生却拚命加以攻击，显然他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历史唯心主义翻案！为唯意志论开路！
第三，说“唯生产力论”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
这是康生加给“唯生产力论”的更加严重的“罪状”。请看他的言论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他在接见他儿子张子石时说：“（唯生产力论）
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共同点和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达，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村还是落后分散，处在这样条件的国家，在解放后不能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是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再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说：“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他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怕资本家操纵。’这就是说，刘少奇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仅从这两段话就可清楚地看出，康生的意思是说，“唯生产力论”是建国之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就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和北京所讲的那些可以允许1 1967年3月10 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与发展的讲话。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刘少奇同志的上述讲话，是否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
谁都知道，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全国正处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取何种态度？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分析了解放后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指出了我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1 这是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的重要政策。这一点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刘少奇同志正是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种精神，而受党中央的委托去天津讲话的。到了天津，他发现在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一种违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致使“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也有的准备逃跑，对共产党有怨言”。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后来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针对这种情绪而作的。
假若不是有意歪曲，谁都会看明白，这些讲话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
事实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讲话，稳定了京津的资本家，安定了社会秩序，为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论从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来看，还是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不相干的。
康生硬把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当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最主要的是抓住了讲话中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
大做文章。谁都清楚，这话是针对当时某些干部急于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的“左”的情绪而讲的，这句话无非是说明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这既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也符合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毛泽东同志就曾多次尖锐批评过那种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的错误观点。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1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69 页。
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同
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批评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
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这些话都清楚地说明，全国解放之后，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有个必要的存在和发展，坚决反对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康生对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避而不谈，硬是抓住刘少奇同志所讲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的话，上纲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真是别有用心，荒谬至极。其实，他不只是在批判刘少奇同志，而是在批判当时党的政策，批判毛泽东同志。正是通过这个批判，倒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康生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在建国之后”立刻消灭剥削“，”立刻消灭资产阶级“，”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用不着必要的物质基础，用不着大大发展生产力。——而这正是刘少奇同志当时所批判的那种违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幸而，康生在当时不在其位，否则，他一定会卖力推行这套”左“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会遭受康生之害的。
明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猖狂进攻，康生却偏偏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他常常搬出列宁来作后盾，又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列宁。
他说：
“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我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e 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引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人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这里，康生力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列宁批判过什么“唯生产力论”，
似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就是一篇专批“唯生产力论”的著作。其实，这是对列宁的诽谤、诬蔑和歪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头说起。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晚，列宁由芬兰回到俄国，并在列宁格勒车站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著名讲演，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俄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苏汉诺夫听了这个讲演，并在后来写的《革命札记》中攻击列宁的这个讲演，“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分散的、完全被破坏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神奇美妙的跳跃”，而这些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九二二年底，正在养病的列宁翻阅了苏汉诺夫这本《革命札记》，并针对他在《札记》中的责难，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样一篇评论文章。
这篇评论文章，究竟是批判苏汉诺夫什么观点呢？是批判苏汉诺夫所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吗？不是，因为列宁认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是批判苏汉诺夫所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吗？也不是，因为列宁认为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观点。
那批判什么呢？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看得清楚，他是批判苏汉诺夫“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的办法来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正因如此，列宁才批判说，苏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又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直接指示”。也正因为这一点，列宁才批驳说：俄国生产力水平虽然不高，但俄国革命形势使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取得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大发展生产力呢？可见，列宁这个批判，正是要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贯主张一样，成不了康生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根据的。
在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