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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改变的，走什么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不能说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决定了他一生只能反动。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已有不少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走向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要走向革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彻底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即使参加革命之初还不能彻底背叛地主家庭的话，那么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对于这一点，康生大概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是在真正背叛上，也就是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而是在编造“背叛史”上下功夫。然而，编造的“背叛史”毕竟不会成为事实的。
总之，康生在诸城的七年中，一方面过着富足悠闲的阔少爷生活，继续接受和扩大着地主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接受社会的，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其内心上唤起了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起码具备的反1 康生于“五四”运动之后改名为张叔平，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后又改名为张沄（又写作张耘）。一九二八年改名换姓叫赵容。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了苏联之后才改姓换名叫康生。
帝爱国之心。后一方面的影响，对于康生在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可能起了重大作用，1但是不能把这一影响当作背叛家庭的标志。事实上，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康生在当时并没有背叛家庭，而且也没有想背叛家庭。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了背叛家庭的必要条件和可能，然而始终也没有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因而，地主家庭的影响一直象幽灵一样，缠绕着他，发挥着作用。了解这个历史事实，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康生所作所为是有帮助的。
1 关于康生离开诸城到上海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因为在家赌钱输光了被家里撵跑的，也有的说，因为同其父亲的小老婆耍流氓，被其伯父打跑的。
第四章在上海大学
一九二四年七月，康生离开了诸城，改名张沄（又写作张耘），到上海入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勾结又互相矛盾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最先觉悟、革命力量集结的地方。一方面是黑暗和腐朽在积聚；另一方面则是新生和战斗，革命在发展。这里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熔炉。自从外国侵略者踏上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个十里洋场，充满了各色人物，有开银行、剪息票的老板代表各种势力的政客和拥有兵力的军阀，有青红帮头子、特务和流氓，也有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者。当然还
有外国资本家、冒险家、投机者以及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没有祖国的亡命徒、杀人越货的海盗，如同嗜腥逐臭的苍蝇，从遥远的异邦滚滚而来，在“领事裁判权”的大纛下面接踵而至。他们都把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当作最后的逋逃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一支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这个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交错下，为革命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隙，为中国共产党设立机关、进行秘密活动提供了方便。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它是一九二三年初，趁闹学潮之际，将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
由于当时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推举国民党老党员于右任1当了校长。但是于右任不过是挂挂名而已，实际上，学校完全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学校创办之初，李大钊同志就到校讲话，为学校制定了教育方针，建议设置社会科学、中国文学、英文文学三个系，推荐邓中夏、瞿秋白两同志分别就任总务长和教务长。邓、翟两同志到校后，掌握一切校务，完全按照党的要求经管学校。虽然，该校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被蒋介石封闭了，但是在其存在的四年光景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
康生一到上海很快进入了上海大学。他之所以要进上海大学，一方面是他在诸城受到新思潮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靠先进分子的引荐，再加上他1 于右任是李大钊同志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后来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的经济来源不足，而上海大学学费低廉又不需要严格考试即可入学。他进了上海大学，从此进入了革命队伍的大门。
康生在上海大学入的是社会科学系。社会科学系的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主要课程有社会科学、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史等。社会科学，由施存统主讲，课本是安体诚编的社会科学讲义。
辩证唯物论，先由瞿秋白主讲，后由萧朴生主讲，课本自编。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由李季1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本用的是李季自己编写的《马克思及其生平著作和学说》；政治经济学课本用的是德国博洽德著的《通俗资
本论》。社会进化史则是以蔡和森著的《社会进化史》为课本，由李汉俊主讲。多数教员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和颜悦色，真诚待人，常和同学促膝谈心。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在政治、思想方面给学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正课之外，全校每月总要举办一两次关于政治形势的自由讲座，各班级也要分别组织几次学习会。学习会上，有时就学习中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报上的某些政治消息谈些看法，有时就期刊上的某篇文章进行座谈。
总之，学习会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很受同学欢迎。
这所大学同别的大学相比，有个显著特点：革命书刊广为流传，革命空气甚为浓厚。上海书店特地在该校设了个书摊，摆了许多《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期刊，还有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和文艺书籍。同学们都踊跃争购争看，受其影响很大。该校从一开始就提倡把所学的革命理论和当前的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同学们不是关起门来读死书，而是经常深入工厂、街道、学校、机关，搞宣传，办夜校，积极发动群众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至于同学之间，更是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学校的党团活动也极为活跃，不少革命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不断地被吸收到党团组织里面来。所以，上海大学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有不少老革命者经过上海大学的学习，才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社会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康生在这所大学里生活学习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经过革命理论的灌输和革命空气的熏陶，取得了生平以来的最大收获。康生在上海大学所获，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康生在到上海大学之前，只有某些反帝反封的爱国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进了上海大学，在先后听了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接触了一些新思潮之后，感到马克总主义很新鲜，很时髦，确实与他过去所学的1 李季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那一套不同。在当时，他如同信仰过孔学、德国洋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信仰崇拜之心。
第二，投向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党。随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入，康生在入学半年之后，即一九二五年初，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康生究竟怎样入党？经谁介绍入党？履行了些什么手续？现在尚未查清。对于这个问题，康生自己先后有三种说法：一说是经陕西人王友直（现为陕西省政协委员）介绍入党。然而，王友直在延安时就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介绍康生入党呢！”一说是经李畔缓介绍人党。李也极力否认。又一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虽未直接否认，但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康生对自己的入党情况如此交待，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之嫌了。但是，不管是真入还是混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按当时康生的状况，他并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的组织在当时也不那么严密，这就成了一方有心，一方无意的状况。
第三，接触了上海社会，受到了一些实际工作锻炼。康生在进上海大学之前，虽然曾经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思想上有过一些变化，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地主之家的浪荡公子，他在五四运动中所唤起的一点进步思想并没有见诸于行动。到了上海大学，就与前有所不同。在这里，他一面学习了革命理论，一面又参加了深入工厂、街道搞宣传、办夜校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些实际工作中受到一些锻炼。
上述收获，当时对康生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使之对革命做了些工作。他加入共产党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在这次罢工中，他同工会干部和义勇队（后来改为纠察队）放血为盟，曾经宣誓：“反对东洋到底，不沾面子不复工，拥护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如有假心，天雷打死”。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在五月三十日发动一次有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反帝大示威。康生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五卅运动之后，他到上海总工会当干事。一九二六年口上海大学任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十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