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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究竟是怎样谈“发展”和“超过”的呢？他说：“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它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他接着又说：“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一百多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1）马克思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社会主义。（2）列宁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时期；（3）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列主义”。康生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独具慧眼的超人，似乎只有他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手发展“、”超过“，而千百万人民都是愚民或群氓，根本没有看到或者不承认这个”发展“，所以，他在讲了三个组成部分都”超过“之后，紧接着以办出逼人的口气质问道：”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呢？怎么能说不是顶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呢？“究竟怎样发展，又怎样超过？他却含糊其辞。人们从他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又把大谈“发展”的讲台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搬到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这次会议上，康生作了以“发展”为中心的专题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康生深怕别人不知道他谈“发展”的历史，特别强调说：“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九五九年省市文教书记
会议上，今年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讲过毛泽东同志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都超过了。“他又说：”仅仅说这三个组成部分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说完全。主席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作了前人没有作过的伟大贡献。“康生在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超马克思主义“！
他是用捧的办法歪曲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失去本来面貌，失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成为腾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玄之又立的东西！
这还不算。康生又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借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机会，将上面讲的所谓“发展”和“超过”概括为“三个里程碑”，写进《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井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名义公布于世。应当说，这是在神化毛泽东思想上的又一重大升级。因此，康生特别得意。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在一个专门谈学习问题的讲话中说：“《伟大的历史文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主义非常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因为它）讲了三个里程碑、三个阶段问题，这对今后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事情，……这对世界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个重要事件。”这就意味着把康生加工过的神化了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推行于全国，而且推行于全世界。把本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的光辉旗帜的毛泽东思想，涂上了康生的思想，成了污染毛泽东思想的伪科学！把丑恶当做光荣来宣传，把神学当做科学来推广，这就是“理论顾问”为林彪、江青建立的特殊功勋！
三、灵魂变成躯壳。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能战无不胜，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然就根本不成为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承认这一点，他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形式来毁坏毛泽东思想，把生动的科学变成了咒语！
康生则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Z 使毛泽东思想变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说：“我常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每人手里都拿着这个（康生举起《毛主席语录》），我就想，真是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还说：“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倒的”，是“国家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保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从去年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那个电影”中，“你可以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就是说，人民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
来了，这才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敢想敢于敢闯，更重要的是手上还有这本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又向一位外宾说：”千百万人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千百万人民群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在一起，这力量是伟大的。这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的保证。“经康生这样一吹，《毛主席语录》完全变成了扭转乾坤的法宝。好象只要人们手中拿起《语录》，就可以成为《封神演义》里那些天兵天将手中攻无不破，御无不成的万能武器。
这种荒诞无稽的妄说，居然畅行于全国，而且传播于国外，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污辱，又是什么呢？
四、一手捧经，一手执剑。
康生认为，别人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解释，都是“歪曲、篡改”，只有他传的才是“真经”。他是怎样推行他所加工制作的所谓“真经”的呢？
办法不外两种：一是以牧师身份，对那些怀有朴素感情的人进行煤煤不休的说教；二是以刽子手的身份，对于那些不听说教者，戴帽打棍，肆意镇压。由于他们的说教甚为荒诞，不能服人，因而在进行说教的同时，往往置人以死地，宣布为“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就曾为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扣过四顶帽子：（1）“他们反对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中
国人民的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彭真到处宣传主席的错误是一火车“3（2）
“他们反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的顶峰”；（3）“他们顽强的反对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4）“他们反对林总讲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说是庸俗化、简单化，说和义和拳念咒是一样的。”康生在这里所说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并非人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然而反对这种神化和歪曲，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来说，这并非是反对和诋毁，而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和维护。可是，在“现代迷信”盛行的日子里，这一切都是颠倒的：主张搞神化的人，成为“高举”、“紧跟”
的人，并得以高升；相反，反对搞神化的人，却被扣上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并遭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命运。
“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林彪、江青、康生手中整人最重要的大棒。康生直接点名诬陷的八百三十九名干部中，差不多都曾遭受此棒之害。至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遭受此棒之害，那是谁也无法搞清的。
遭受此棒之害的，不仅数量甚大，而且其“根据”也甚为荒唐。比如，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
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张日报曾在第一版登了毛主席的像，翻过来第二版登的是一个持枪民兵，在太阳光下一看，民兵的枪央正好指着毛主席的眼睛，结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围攻该报社，说什么枪尖对着眼睛有“刺杀之嫌”；一个教师告诉学生领子袖子最爱脏，洗衣服要着重洗洗领子袖子，结果被关押多年，因为他所说的领子袖子最爱脏，有“侮辱领袖之嫌”；一个五岁小孩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不得不抱着孩子接受“革命”批斗。另外，印刷工人无意中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报纸丢进废纸篓等等，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正由于林彪、康生一伙如此喋喋不休地说教和肆无忌惮地论大棒，致使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现代迷信”狂热。
林彪、康生一伙为什么制造“现代迷信”狂热呢？当然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邀功取宠，摆功求赏，篡党篡国。
阿谀逢迎者得宠，刚直敢谏者受害，这是封建社会仕途经验的总结。康生与林彪对此是揣摩精深的。林彪说过：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思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得天下”。康生与林彪有着同样的阴暗心理。因而，他俩勾结起来竭尽全力把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神学化，把领袖的言论咒语化，想方设法抢“高举”、“紧跟”的制高点，以便使自己攫取高位。
可见，他制造“迷信”，是为了让人“迷信”自己；他宣扬“顶峰”，是为了使自己爬上“顶峰”。
康生一伙在社会主义中国所煽起的“现代迷信”狂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就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败坏了领袖的形象，割断了党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恶果之二，就是糟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恶果之三，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面对现实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专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康生怎样说就怎样干。恶果之四，就是为滋生和发展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温床。林、康一伙，正是利用这个温床，才使自己得以学生和发育，才为自己架设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阶梯，才为自己为所欲为地害党害国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