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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拨弄的结果，康生一伙领取了“上方宝剑”，成了盛气凌人的批判者。从二月十七日起，一直到三月十八日止，康生等人以开“政治局生活会”为名，对所谓“二月逆流”进行“反击”，天天围攻批斗共产主义老战士。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为“阶级斗争”、“反党”、“敌我矛盾”、“罪大恶极”等等，一片吠声，不堪入耳！
其间，又是数康生叫的最凶。
康生在会上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说：“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声嘶力竭地说：“……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听！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党吗？”他边说边吼，口里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啦，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嘛！”
陈毅同志作为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这两个机关去开会。康生就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余秋里、谷牧同志曾积极支持过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的工作，几个副总理
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
林彪、江青一伙，本来就是要打倒一批开国元勋，用所谓“清君侧”的办法，把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战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家清除掉，使他们的罪恶团的迅速得逞。他们既蒙蔽毛泽东同志，又利用他的错误蒙骗广大青年，借用青年的盲目性，使极小范围的内部问题社会化。一九六七年春天，社会上掀起的那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就是康生及其同伙幕后策动的结果。
阴谋家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可他们的罪恶活动总裹着诱人而漂亮的外衣，打着辉煌的旗号。他们为了掀起反“二月逆流”的恶浪，对于从哪里入手，由什么人去串连等问题，都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密定：反“二月逆流”得“先从谭震林开刀”，而“从谭震林开刀又可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谭震林同志曾于一九六六年底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针对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的叫嚷，当面痛斥过她，会后又正式写信给中央说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其“提高警惕”。再加上这次怀仁堂会议上，对康、江等人又作了剔肤见骨地揭露，他们决定“先从谭震林开刀”，当然是自然之事了。从谭震林同志开刀，之所以“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这是由于谭震林同志当时是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对于大寨展览馆负有责任。至于大寨展览馆究竟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是要事实服从需要的，只要需要，没有问题也会找出问题来的。策略一定，康生亲自出马，特地跑到大寨展览馆转了一圈。果然，问题找出来了，他摇头摆脑地说：“展览馆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既然“问题”找出来了，于是通过一条热线：关锋——林杰——谭厚兰及其所属的一帮，下达指令，可以冲击大寨展览馆！大寨展览馆，虽属谭震林同志主管，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曾经亲自审查过两次，最后又是经康生审查批准才公展的。现在，康生煽动冲击农展馆，这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谭震林同志，而且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同志。可这恰恰是他长期以来的愿望。这样，三月十八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受蒙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进驻了农展馆，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1 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口号。同时，他们又通过其他热线去煽动青年学生，于是首都街头就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位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康生导演的怀仁堂批斗会搬到了北京街头。这就是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浪潮，也是1 指谭震林同志于1967年1 月就农口运动情况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康生、江青向“小将们学习”的真实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党内民主生活和优良传统被践踏了，党的组织监督破坏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一伙野心家更加为所欲为了。多少忠诚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对本来不理解的东西，更加迷惑不解了！亿万人民担心的危机加深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生活制度中止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篡权阴谋。
康生之所以要在这一重要案件中，发挥他的特殊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悉毛泽东同志当时正在作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为此，他正在寻衅制造事端，以便打乱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部署。事情是这样的：还在这次怀仁堂会议前夕，谭震林同志就曾就农口夺权情况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其中建议说：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烧一烧是必要的，但到适当时候就该退火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干部达到既教育又保护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报告很重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实质是部署几个月内结束“文化大革命”。三月七日，毛泽东同志批示了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也是为了促使文化大革命赶快结束。
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是结束，还是拖延？就成了当时争议的焦点。按林、江集团的意图，当然不能结束，天下安定了，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就达不到了。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这一‘示，于是决定伺机寻衅。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就在他们的预谋中出现了。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没有“二月逆流”，也会有其他什么“逆流”，不管叫什么，其目标和性质都是一样的。
康生一伙不仅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而且在此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所谓“二月逆流”的帽子，如同手中的法宝，一直模在手中，经常不断地挥舞。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林彪出面召集了一个北京卫戍区团级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诬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当场宣布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从而制造了一起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江青、首先把鲁迅手稿盗在手中，然后责令傅崇碧同志去调查手稿被盗之事。傅不知这是阴谋，真的领着人去调查，很快将此事查清。三月七日这一天，经陈伯达秘书的同意，携带文件、证据，由两人陪同，分乘两辆小汽车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向江青作了汇报。可是，两周之后，“两辆小汽车”变成了“几辆汽车”：“赤手空拳”变成了“全副武装”：“到钓
鱼台汇报“”变成了“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并且诬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在林彪主持召开的紧急会上，江青一再领头高呼“坚决打垮‘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康生则一再大声插话：“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这还不算，第二天，康生还专门派人去逼傅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人们不禁要问：林、江、康一伙，为什么以如此卑鄙的骗局，置傅于死地呢？这是因为他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掌握着首都军事大权，深得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他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多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他经常不断地向毛泽东同志直接汇报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这就极大的障碍着林、江、康一伙的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制造“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的真实原因，又是他们说“二月逆流新反扑”的由头所在。
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又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同傅崇碧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有野心，想排挤黄永胜。等。从而又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全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之类。林彪一伙制造这一冤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林彪怀疑杨成武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说过林彪的坏话。还有，一九六七年三月，林彪告诉杨不要送文件给叶帅。杨经请示周恩来同志继续照送。九月下旬，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回到北京，曾到一些老帅家里传达过毛泽东同志视察时的谈话内容。另外，杨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老帅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这当然使林彪一伙大为恼火，因而早就想伺机摘掉杨。其直接导火线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随意关押余立金。的秘书。杨接到有关此事的揭发之后，立即责成吴法宪去查处。吴不但不去查处，相反向林彪告状说，杨余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谎言就这样制造出来。此事，又成为康生利用来大反所谓“工月逆流”的。实。在“三。二四‘大会上，康生大讲一年前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情况，诬蔑杨、余、傅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本来没有批判“二月逆流” 的内容。可是康、江、陈等人搞了一个中心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