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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驯服工具论，长期占统治地位”。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煽动下起来进行打砸抢，才不死板，才不是驯服工具，也才是林彪、江青和康生的阶级斗争勇士！
他还攻击：青年团是“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该彻底改造”。
按照康生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共青团也不是共青团，这正是他提出重建党，重建团的理由。
他对党校又是怎样说的呢？不仅对中央党校，而且对全国各级党校都作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结论。他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
“各省市的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同中央党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篡党系统”。
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他说：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要砸烂旧市委打倒新市委”。“北京的夺权是头等大事，应宣布旧市委的罪状”，新市委“不宣布他们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们倒台了，我们要把他们的问题提高一些，调子高一些，至多主席批评我们‘左’点，这没有什么关系”。“要列几条，这就可以震动全世界。
刘、邓就是彭真，是一码事。要通过大会大破大立，你们可以大胆地搞。
李雪峰的名字也可写上去，叫主席划掉也没关系。“
四川省，是“黑司令部的大后方”，是“刘、邓、贺、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陕西省，是“刘少奇、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的后方基地。”
西安市，是“敌人潜伏的一个黑窝子”。
总之，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联，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个“整干运动”。他说：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的篡夺了这些机关”。
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是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第三任李卓然，是张国焘反党集团的人，后杨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再看内蒙古，“敌人是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日本的，有伪满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
当然，康生不只认为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和内蒙的干部都是坏的，就是其他单位和部门的干部也无不如此。他曾从虚构的“刘、邓的反动政治路线”出发推论说：既然刘、邓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他们也就必然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样，各单位都会混有许许多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即使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也会受到刘、邓路线的影响。因此，他主张所有干部都应打倒，都应审查，都应批判。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的横扫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就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关于这一点康生曾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时有过明白的自供。他说：“抓叛徒是怎么来的？是我受到十一中全会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启示，联想到刘少奇让人履行手续出狱问题，于是就让天津南开大学去调查。”为什么会发展成群众运动？那是由于“我曾写过条子给聂元祥和孙蓬一”，告诉他们“不去调查彭真、刘仁、郑天翔，反而让天津去调查”，“这样北大也出去了”。
将“文化大革命”搞成“整干运动”，是康生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
野心，为了发泄对干部的刻骨仇恨而同林彪、江青一伙共同策划的。但是康生在其中确实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生看到一份《简报》上提出“重点批判面是否宽了”的疑问，立即气势汹汹地批道：“连批干运动也不晓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人大会堂
接见其儿子张子石时说：“有的干部问：《十六条》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是一小撮，现在这个省也不好，那个省也不好，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合不合《十六条》？你们犯了错误啦！保字号常常拿这个来反对造反派，甚至有些老干部也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不晓得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这）倒不是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要触及灵魂吗？触及你的灵魂就不行吗？你就那么干净？“照此解释，”文化大革命“就不只是”整干运动“，而是”整人运动“了，因为不只每个干部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那么干净“的”灵魂“。怪不得，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连，任意批斗、抓捕群众呢！怪不得他明确”指示“，”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敌我矛盾，或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哩！
二、“越乱越好”。
康生既然通过横扫一切，将各级党政机关统统给搞瘫痪了，接着，其目标就很自然集中到权力上，于是他又煽动学生起来夺权。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即毛泽东同志由外地返回北京的前五天，康生就跑到北京广播学院脱：“我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暗示他支持该校师生起来赶工作组。七月二十四日，他再次跑到北京广播学院煽动说：“你们掌握权力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七月二十七日晚，康生同江青、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亲自主持群众大会，批判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同志，鼓动北师大的师生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
在这种鼓噪下，运动一开始就脱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到处乱“造反”。顿时，全国一片混乱。在混乱中，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北大的师生大会上公开亮明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
对于这种不要党的领导，到处“造反”的混乱局面，当时就有不少同志表示担忧，并提出了许多疑问和批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某部的一份《简报》，反映了这个情况，其中说：“中央提倡的大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而现在有些人搞的是极端民主化”。又说：“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都上街，如果没有问题，将来怎么办？”还说：“现在派别多……这
样下去，别说明年暑假，就是后年暑假也统一不起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预见也是深刻的，它已经清楚地指出极左行动的后果是难于收拾的。不能让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动摇无产阶级整个政权！这是当时干部的普遍心情。可是康生看了这些疑问和批评极为恼火，挥笔批道：”对大民主怕得要死，对反革命反扑熟视无睹！“”怕革命、怕阶级斗争“，”是不是取消大民主？“这充分说明，康生所说的”革命“、”阶级斗争“、”大民主“等等，完全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化，是以”把全国搞乱“为宗旨为满足的反革命野心家所要求的”造反“。
在康生的这种鼓噪下，本来全国形势已经够乱的了，然而他并不满足。
他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不是乱过了头，而是乱得还很不够”；极力鼓吹“越乱越好”。
三、戴高帽，挂黑牌。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之风起源于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在康生、曹轶欧扶持下的聂元捧一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把北京大学的各级干部揪上了所谓“斗鬼台”、“斩妖台”，拳打脚踢，戴高帽，剪鬼头，甚至耍流氓、污辱妇女，从而酿成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当时，康生自感问题严重，也曾积极支持北大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可是事过不久，他又反目。七月二十五日，他先在北大提请师生考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竭力诱导和煽动师生翻“六。一八事件”的案。接着，他又于七月二十八日去北大明确表态说：“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是好人打了坏人”。七月二十九日，康生接见人民大学部分师生时，又竭力为“戴高帽，挂牌于”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这虽然不符合政策，但也“不要去责备那一部分同学，应该原谅他们”。八月四日，在北师大师生大会上直接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武斗事件”
的正确处理，是“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给林枫、郭明秋等同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当天，康生就在人大会堂接见其头头，对他们的武斗行为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有关系，轻得很”；第二天又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八月二十七日，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康生的这一系列“指示”，立即传达全国，顿时形成了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的妖风。
九月八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山东来京学生代表时，就曾为他煽起的
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的妖风进行过一次辩解，说：“有些地方流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挂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