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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康生的指示，你怀疑吗？你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就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待弄清时，就需要作为冤案平反了！
第二，“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
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五。一六通知》，用
当时以《人民日沙和《红旗》杂志的名义发表的《伟大历史文件》中的说
法，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然而这“进军的号角”
又是康生争当吹鼓手的。
康生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而且是仅次于彭真的主要成员。他参加了制定《二月提纲》的全过程。情况要略
如下：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康生出席了为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而召集的第一次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中，康生一直沉默不语。
后来，当彭真同志根据调查声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时，康生仍然一言不发。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作了全面发言，并指定许立群、姚
谦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
称《二月提纲》），康生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二月四日，《提纲》草毕。经彭真修改，立即打印几份分送所有参加二月三日会议的人。康生收到《提纲》草稿，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听取彭真同志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汇报后，康生没有对汇报提出任何意见。当刘少奇同志问到吴晗同彭德怀有没有组织联系时，彭真同志据实回答，康生仍然一言不发。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此次汇报中，康生对《提纲》仍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二月十一日晚，彭真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提纲》批转全国的批文，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康生正在看电影。等秘书念完了批语，康生亲笔在批文上画了圈，对《提纲》和批文还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上述事实说明，《二月提纲》从起草到定稿，康生始终是参加者，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宣称的那样，是“背着他”搞的；讨论过程中，康生始终没有发表意见，因而也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捏造的那样，进行了什么“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康生当时支持《二月提纲》呢？不是。因为《二月提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反对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而这点，恰恰同他自一九六四年来多次向毛泽东同志所进的谗言是相违背的。康生当然不会同意《提纲》的观点。
正因如此，当他参加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又秘密布置其亲信写一篇“批判”吴晗为彭德怀翻案的文章。这充分说明，康生当时同时准备了两手，象个押宝的赌徒，一手押红，一手押黑，不管是红是黑，他都保险取胜！。非常清楚，康生之所以在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沉默不语，不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摸清毛泽东同志底数的缘故。
这样，他只好把自己摆在可进可退的稳坐钓鱼台的位置上。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康生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
此次谈话中，康生就《二月提纲》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方使毛泽东同志作了这样的表态：“《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这下子，康生胆子壮了。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康生又一次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在此次谈话中，康生完全摸清了底细。于是他便积极准备筹码。在五月四日至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一反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变成了激烈的批判者，系统地批判了《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康生的揭发和批判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次揭发批判之后，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才被“撤销”，《二月提纲》才被“停止执行”，《五。一六通知》才得以产生。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康生和陈伯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主持人。
康生利用主持者的身份，在这个《通知》中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捏造，怕人不信，他又急急忙忙找到××交代任务说：“光有通知还不够，还要搞个附件，弄个大事记，摆摆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还有，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开脱。”××按照康生的旨意，首先是给康生开脱。于是，××就同康生的秘书一起编造了一个应康生需要的大事记。颠倒是非，当然需要编造的本领。若要骗人，就得撒谎。“绍兴师爷”的刀笔，就在于在要害问题上下要害之笔！他们写道：“许立群同志和姚臻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准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也严密封锁，不透一点消息。”让别人一看，这哪里是正常工作，明明是在搞阴谋。的确，搞阴谋搞习惯了的人，看别人待人处世，一举一动都是阴谋。就象蝙蝠不能见阳光一样，天下全是灰暗的。本来，起草文件是彭真同志交给许、姚二同志的任务，在起草过程中，起草人能在会议上而不在安静的房间里写作吗？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可是这也成了康
生没有参与其事的借口。另外，大事记中还造谣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康生通过《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欺骗了全党。康生把这件事说得比。唱的都响，不仅在国内说，也向国际友人说。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他同胡志明主席谈到《二月提纲》时就曾厚颜无耻地说过：“我是‘五人小组’成员，他（指彭真）背着我干这件事，我是不满意的”。胡志明主席当即插话说：“你也有缺点”。康生狡辩说：“是的，我的缺点是，我在看电影，彭真的秘书交来文件传阅，我不满意，叫我的秘书代画了一个圈，仍看我的电影。现在应该说这是对党不负责任。”在别人看来，康生应和小组其他成员一样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把自己打扮成“五人小组”的坐探。
不过，他的扶摇直上的前景，不知要践踏着多少同志的尸首和鲜血！
第三，“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
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夕，康生就背着中央积极策划点火于基层了。五月十三日，他先是指使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只是由于吴传启看人对事都要拿天秤去衡量的，怕“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对于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既想伸手，又怕烫手，迟迟未决，最后只写出一张矛头指向杨述同志（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是社会科学学部负责人）的大字报（题目是《评杨进的“青春漫语”》），交了差。
五月十四日，康生又派其老婆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打着“调查”的幌子，去北京大学秘密策动、欺骗一些人，写反对北大党委以至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出发之前，康生专门召集他们面授机宜，让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他们到了北大，既不听北大党委的汇报，又不参加北大党委的会议，却鬼鬼祟祟地私下串连，把一些人找到他们的住处——西颐宾馆，进行秘密谈话，煽动一些人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扬言“要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康生、曹轶欧明知聂元祥政治上、生活上有许多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却极力鼓动地贴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康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开始聂元样等人准备写关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大字报，但康、曹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央，时机未到，不如从北京市委下手容易得逞。
于是曹铁欧杀气腾腾地说：“要揭宋硕、陆平、彭佩云。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是捂盖子。”大字报就按这个调子，把北大党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两易其稿，炮制出笼。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其中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