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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这是康生听了密告，还没有来得及看书的情况下，信口说出的一条罪状。众所周知，刘志丹同志和敌人打了一辈子仗，同土家、劣绅、国民党反动派奋战了一生，同战友们一起为团结群众，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立下不朽功勋，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毛泽东同志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赞扬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这是集人民群众之心而立下的纪念碑，是任何刀斧都砍不掉的纪念碑！怎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写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烈士，写象刘志丹这样的英雄，反倒成了“为高岗翻案”！成了“反党阴谋”！岂不怪哉！原来康生有着自己的逻辑：既然刘志丹和高岗共过事，
一块创建过陕甘革命根据地，那么，高岗是坏的，刘志丹就不能是好的，说刘志丹好，就是说高岗好，就是“为高岗翻案”。这显然是打着维护后来中共中央关于高、饶反党集团决议的幌子，否定过去刘志丹流血奋斗的历史。高岗成为反革命是建国以后的事，高岗后来变坏，在康生看来，他原来也坏，生来就坏，一坏到底！其实，说穿了，所谓不许“为高岗翻案”，就是不许宣传刘志丹！但是，鉴于中央对刘志丹早有定论，康生不敢外露，便强词夺理地说：“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其实，小说中的罗炎，是用五个人的素材揉合而成的，他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只是罗炎。康生说罗炎是高岗的唯一根据就是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罗炎也给照金送过信。
在康生看来，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别人就不能再送信，一送信就成了高岗。且不说小说中没有高岗，即令有高岗，那也是历史事实，也构不成翻案啊！
第二，说《刘志丹》“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本来，小说《刘志丹》中的人物，除了几个烈士之外，全是虚构。小说并未写习仲勋同志。
虽然小说人物多系虚构，但却反映了真实，它是西北地区无数革命先辈英勇斗争的集中表现。对于这些人物，不管是指名道姓的也好，还是通过塑造典型也好，都应该大书特书，尽情歌颂。然而。时刻梦想篡党夺权的康生，却对宣扬这些人物怕得要命，说什么这是“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
其实，他这是拿着“篡党篡国”的帽子，以害人的策略，来掩盖、实现自己真正“篡党篡国”的野心。
第三，说《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
这是由何说起呢？原来，《刘志丹》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强调刘志丹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求教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表示“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样子去做，去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说过“井冈山是咱们的希望，也是咱们的榜样！”等等。意思是说，陕甘根据地的创建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康生却说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假若一定说这是“剽窃”，岂不“剽窃”得越多，革命胜利得越快，“剽窃”得越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才可以燎原于全国吗？然而康生却说这种“剽窃”是一种罪恶。这不就充分暴露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又是什么呢！
第四，说《刘志丹》“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写《刘志丹》，当然要写同刘志丹连在一起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要写这一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实行武装割据的。当时中央不仅希望建立一块中央苏区，而且希望苏区遍布全国。事实上，当时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全国各地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的好形势，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小说《刘志丹》，反映了这种好形势，描述了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而且特别写明这块根据地是学习井冈山，照井冈山的样子建立的。为什么一写这块根据地就是“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呢？原来，在康生看来，井冈山道路的发明权和通行权只能统统归于中央根据地。别的地方不仅不能早在中央苏区之前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不能在中央苏区之后跟着走井冈山道路。就是说，井冈山道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显然是打着突出中央苏区的幌子，反对对中国革命同样作出贡献的所有其他革命根据地。
凡此种种，康生为《刘志丹》作了一个结论：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怎样“反党”呢？就是因为小说歌颂了刘志丹和无数革命英雄，描写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宣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见，“反党”一词的含义，在康氏词典中，同在革命人民的词典中，是何等的不同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真正含义，原来是说，利用小说《刘志丹》，制造冤案，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是康生的一大发明！
正当康生大抓阶级斗争，放肆制造《刘志丹》奇案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
第十九章 阴谋和“理论”
我国的理论战线，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一样，经历过不断地瞎折腾，遭遇到沉重的灾难，特别是康生主管理论以来，理论工作者陷入了魔掌之中。我们仅就哲学界的“合二而一”问题，看看康生领导理论工作之一斑。
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怀着宣传辩证法的热情，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短文。文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文章说：“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究竟事物是不是“合二而一”的？这本是理论界的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各抒己见，充分地展开讨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可是，这一问题刚刚提出，康生象是抓住了整人的把柄，竭力施展了他的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大兴问罪之师，对其大加讨伐。
康生是怎样组织对“合二而一”问题进行围攻的呢？第一，秘密部署。
《光明日报》收到艾恒武、林青山的稿子，编者拟于刊用。排出清样，除送作者外，也分送康生审查。同时，也送一份给康生的亲信——关锋审阅，因为关锋是康生在哲学界的一个打手，他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拉了一帮子人组织了一个“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他消息得的快，气候摸得准，跟着康生的指挥棒，又出击得迅速。由于有所仗势，说话气粗，架势吓人，象个封建把头，唯康生之命是从，是个通天的重要门神。所以不少朝拜者，总要到他那里去烧香。
康生看了清样，喜出望外，不由得哼起京剧来了。按一按出鞘的剑，自有如意算盘！他断定：艾、林既然都在中央党校工作，那一定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决心抓住不放。关锋看了文章清样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是一条大鱼”，“不能让它缩回去”。这究竟是有谋而合，还是不谋而合？我们暂且不管，反正两人的目标完全一致了。康生立即把关锋找到跟前，密定要借此兴风作浪，为此，他们一方面，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另一方面，指令“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出出击的文章。显然，康生为了“有意识的搞一下学术斗争”，“引起大家讲话”，而积极准备钓大鱼的“诱饵”！
此间，中央党校曾两次请示康生：“‘合二而一’是否正确？”尽管康生早有定见，但一直避而不答，反而指示中央党校要查一查谁先提出“合二而一”的：“可否就艾、林文章进行批判？”康生说，哲学界会讨论的，党
校领导不要急于表态，并再次指示要查一查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证据。
目标既然已定，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把矛头集中在杨献珍同志身上。他设置的陷阱，必须逼人跳下去！
第二，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引蛇出洞”。
经过一番紧张的密谋，一切准备妥当。康生是以“情报专家”自诩的，对于学术理论也象他早已习惯了的肃反反特一样地部署。他指令《光明日报》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快登”出来。这样，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就先登出了文、林的文章；一星期之后，即六月五日，又登出了经过密谋而炮制的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一来一往，真的摆出了学术讨论的架式。
康生对于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特别重视，亲自把关修改。他看了这篇文章后，立即找作者说：“文章总的还可以”；只是文章后面提出一个公式，即“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进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新事物出现，又有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再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不知“有无把握”。康生又说：“对此我无研究，……如无把握，可以去掉。
（不然）人家抓住小辫子，反而麻烦。“寥寥数语，就足以证明，学术讨论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招牌，惯于整人才疑心被人抓住小辫子！
不仅如此，康生还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一起，对于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都是费尽了心机的。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升级和反击，都要仿效反右派的做法，每一篇都要经过具体研究和安排。开头一段时间，或者把赞成“合二而一”和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上，以示不偏不倚；或者搞轮流突出，这一期把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下一期又把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摆在突出地位。总之，表面看来象是学术讨论，其实，则是“诱敌深入”。一些不知奸诈成性的康生底细的理论工作者，有的信以为真，便积极写稿给报社，表示支持“合二而一”。
第三，撕掉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