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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习，他就指使曹轶欧给中组部写信，说沙有政治问题，在人大学习不妥，应当调回军委联络部监视起来。一九五五年底，康、曹听说沙韬同志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非常不满，说：为什么不处理他，反让他做干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将沙韬同志投入监狱，继续整他。直到康生死后三年，沙韬冤案才得以平反。真是“秘书三载，班房十年”呵！
正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投入火热的战斗的时候，康生却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一边是严肃和紧张，一边则是荒淫与无耻。提起康生养“病”，不少同志便嗤之以鼻，因为揭丑者都知道他的阴私。
康生养病六年多，并没有停止他的坑害干部的活动。凡是被他怀疑的，凡是触犯了他的利益的，都会遭到难逃的劫运。真是魔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灾难丛生。
不过，这个六年多，是不同于一般的。对康生说，很不得志，权力最小而且是不得伸张的时期，祸害所及，无非是直接接触他的一些人，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冤家”。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则是特别值得庆幸的一段时间。
我们党的胜利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受到康生的干扰和破坏，康生的黑手，没有伸到中央，特别是没有掌握什么权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前进得最为顺利。可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康生和没有康生，显然是大不一样。
第十四章 抓理论，谈发展。一九五六年初，康生经过长达六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设出蛰了。
康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是他长期窥伺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另一方面，他深知党中央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积他得志就猖狂之经验，欲攫取权力，必须接近最高领导者，欲爬上高位，得象藤萝一样，必须缠着树的主干。因此，他力争留在中央工作。
党的“八大”选举结果，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他当然十分恼火，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认为应当含恨隐忍，以待时机，将来报仇不迟。
康生复出的活动情况，都在报上得到了反映。报纸是这样记载的：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越共总书记长征。
四月间，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接见过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代表。
出席过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参加党的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这些活动中，康生都没讲什么话，没干什么事。只是为东山再起作些准备和预告。康生自己在这些公开场合出面，一方面是亮相，另方面是向干部表明，他又在中央工作了。同时，他也需要摸一摸政治气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适应一下环境。
党的“八大”，是康生复出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会。因而，他很想发表讲话。可是讲什么呢？他自己说，“曾经想在大会上讲讲四二年整风经验，但由于起草的稿子不满意未讲成；也曾想‘抛砖引玉’，讲讲十大关系问题，但由于不象砖头，也没有讲成。”没有讲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讲的是含混不清的。我们从他已经准备好但没有用的稿子看，他还想在“八大”会议上讲讲理论工作。他在这篇未出世的稿子中写道：“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应制定一个加强党的理论工作计划”；第二，“应充实并合理使用现有的研究机构，
增设必要的新机构，有计划的培养干部“。总之，康生曾想在八大会议上讲的问题有三个。这三个问题都是有关理论问题的。这就是说，康生与过去不同，他已经探听到毛泽东同志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了，于是，他这次东山再起，就必须想尽办法夺取理论工作的领导权，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康生看来，这里首要的是先拿到领导权。只有先拿到领导权，才能对下面被领导者进行威吓。然后再把这个领导权穿上理论的外衣，挂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词旬。这样就可成为”理论权威“而通行无阻了！
为此，康生就千方百计去接近毛泽东同志。他听说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强理论研究，于一九五五年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康生于一九五六年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同为毛泽东同志准备的办公室联在一起。康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月，即十一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康生根据自己的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并自任组长1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又受中央委托，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就真的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他自己的设想就一步步地实现了。
康生是怎样领导理论工作的呢？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向全体干部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曾讲了以下三点：第一，“《一论》和《再论》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第二，《再论》中提出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转化问题，是“毛主席最近对于矛盾问题的新发展”。第三，《再论》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五条，“这五条是我党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概括，是一个主要贡献。”这里所讲的三点已经清楚地说明，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决议精神，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突出宣传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着力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敲门砖，作为阶梯，以便敲开权力之门，以便爬上更高的位置。他用尽心机，突出宣传毛泽东，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他认为这样就会敲得开，爬得1 长期以来，康生以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身分到处招摇撞骗。其实，中央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小组”。他的所谓“理论小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之下的“理论小组”。
上那种使其他人处于不能反对的地位。
事实正是如此：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时，康生到会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
几天之后，即三月十八日，康生又到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而这些新理论的“核心”、“关键”或“红线”，就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存在和转化的问题”。还说：“这是一个新问题”，“马恩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系统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但“不彻底”。
一九五八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又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于部大会上，就“发展”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在报告中，否定了“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特别解释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个“最高最后标准”，无疑是康生“超顶峰”的一个“发明”。
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落后的大国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确实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这是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