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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机关纯洁，没有一片土地干净！象牛魔王祭起的妖风，一下子刮来了数不清的大批“特务”！康生庆幸着自己胜利的丰硕成果，而受害者的苦难和领导者的麻烦，都作为遗留问题摆在广大干部面前。
混乱和不安，捕人和自杀！跟延安的革命气氛极不相称。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广大干部都不能不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疑问。党中央对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正当康生兴致勃勃地推广他的“抢救经验”时，任提时同志了解了逼供信的严重问题，并听取了“坦白”者和关押者的意见，1 见康生1944年3 月29日《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一文。
及时地向毛泽东同志反映，提出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当周恩来同志听到关于所谓“红旗党”的反映时，郑重地说：“怎么能这样搞呢？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康生：“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
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
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康生的一套“左”
的错误做法，并没有因为有了中央的决定而得到完全制止。康生却利用了决定中提出的，“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等提法，而把审干发展成为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就说，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二千六百人参加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报道这个大会的情况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显然这是违背中央决定精神的。可是，康生却将绥德大会的方针、方法全面肯定，并指令将这一材料印发各个中央局，以推广绥德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批转这份材料时说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成了以后肃反工作的重要方针。这一政策和九条方针的贯彻，才制止了康生在审干肃反工作中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抢救运动”持续数月。扭转这一阶段错误的甄别工作，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的。
延安各地根据中央精神进行甄别，结果证明，按照康生部署的一套做法，所挖出的特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搞错的，是冤、假、错案，这些被诬陷受冤枉的同志，获得了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抢救运动”时，他说，抢救运动时期发生了过火的“左”的毛病，过火要不得，群众的逼供信不好，九条方针中的两条：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在那时没有实行。抢救或硬救，只有群众运动，缺乏区别对待。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在甄别平反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向受了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说他是发号施令的。可是，主持抢救运动的康生，始终未作半句自我批评。
一九四四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个被关押在延安保安处的犯人。这些犯人就是康生坚持的“钦定”的内奸、特务。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了延安，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撤离到黄河边时，经康生批准，秘密杀害了。这就是康生对“一个不杀”的具体态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抢救运动”犯了过火斗争的“左”的错误。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翻案，仍然认为他搞的逼供信是正确的，并把他的经验大大发展，大大推广了。十年内乱不正是“抢救运动”的重现吗？在延安曾经被他点名的“特务”，“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被他“关照”，再一次被关进监狱。象曾经被他封为第一个被抢救的典型张克勤同志，就是其中一例。一九六八年，康生在北京接见甘肃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省的张克勤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应该抓住不放”，“甘肃地下党再有三十年也搞不清楚”云云，于是张克勤又以“大特务”的罪名关押了起来，并把张克勤开除党籍和公职，投入牢狱，其根据就是康生在延安搞的那些假材料！一直到康生死去，“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张克勤才又一次得到解放和平反。许遇之、杜征远、肖煌、彭尔宁等都有类似的经历。
看，抢救运动经三十五年之后，被诬陷而受迫害的同志，才能真正平反，还其本来面目，也才能了结这桩历史公案！
第十二章在土地改革中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不满和义愤，却没有引起康生本人应有的检查和应得的教训。不过他依旧仗势压人，在延安，在党中央机关，确实不灵了。特别是党的“七大”之后，他的“威风”随着他的实际权力的缩小而大大降低了，除了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要他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到群众中去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同本本上的一样，老坐在上层发号施令，不会不跌交子的。中央派他去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之后的十年，康生就离开了党中央机关。正是这十年，中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必须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指示指出：“解决士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未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作为共产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是异常光荣的，是难得的锻炼时机。谁都知道，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并不象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从城市到农村，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到农村领导农民，以农村为根据地，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在中国从事革命，如若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的要求，也不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便不懂国情，不懂中国革命之路，就算不上懂得革命，当然也不会了解毛泽东思想。康生，长期以来看重权势，无视真理，离开中国实际，自以为最懂革命，学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一套。
其实，他到一九三七年为止，还未曾到过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他虽然到了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一直在延安的中央机关工作。所以，他根本不懂农村。现在中央决定让他去农村了解情况，参加土改，这无疑为康生提供了一个真正改造的机会，以便让他去掉那些同共产党人根本不能相容的剥削阶级的恶习。
康生参与农村调查和土地改革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去陇东地区搞了一次农村调查。第二次，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七
月去晋绥地区搞了一次土改试点。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到河北省平山县参加了一次全国土地会议。第四次，是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到山东省渤海地区又搞了一次土改复查。前后持续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实际在农村不到十个月。
现在让我们看看康生是怎样活动的吧！第一，陇东调查。
陇东调查是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委托，前去了解实行土地公债情况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成行，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返回。来回途中走了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时间虽短，但对康生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他自一九二五年参加党以来，已有二十二年，要说接触农民这还是第一次。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多多了解情况，好好了解中国农村，以弥补自己的严重缺陷。然而，他却以农村工作的行家自居，所到之处，夸夸其谈，大发指示。不仅如此，回到延安还大作报告。
二月二日，即回到延安的第四天，康生就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了他
陇东之行的情况以及从中得出的四条结论：（一）“土地是一切工作的重要
环节“；（二）当时土改运动中主要倾向是”与地主妥协的情绪“和分配土地上的”富农倾向“；（三）”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群众去处理，这样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四）”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二月八日，康生特别作了一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武断地说，整个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与地主妥协的右倾。二月十七日，又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大讲上改问题。他说：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进行；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倾向。
在康生的这些报告中，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