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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宠于王明，从而邀功请赏。
第四，为了排除异己。武胡景同志惨遭杀害，固然他曾在上海中央某机
关工作过，担心他知道康生的肮脏勾当，是个重要原因，但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据武胡景的爱人侯志同志揭发：当初，康生曾经千方百计地拉拢过武胡景夫妇，以便使之成为自己的驱使者。只是这般拉拢未能凑效，方才对他下了毒手。在王明、康生那里的逻辑：顺者就昌，逆者则亡。
第五，为了捞“革命”资本。王润成同志的被害，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在赴苏的半路上碰到一个逃难的朝鲜女党员，并将其带到苏联，而康生不经任何调查，就一口咬定那位朝鲜同志是叛徒，硬是将王润成同志加以逮捕判刑。这完全是为了表白自己对苏联“镇反肃托”的拥护。康生就是这样以捕人来立功，借国际支柱来飞黄腾达的。
可见，康生手段之毒辣，目的之卑鄙，是出乎做人道德之常规的，更不用说共产党人之道德了！值得深思的是，康生的这一切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却—一如愿以偿呢？现在看来，他之所以通行无阻，首先是由于他一开始就伙同王明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有权就有一切！康生早创于林彪。有了权，他就可以把自己排除在被审查之外；有了权，他就可以任意诬陷好人。这是康生积四十多年的经验总结！第二是由于苏联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认为一切地方都是特务如麻，叛徒成堆。这样，康生就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按他的目的来任意危害革命。第三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当时的共产国际是以是否拥护苏联的“镇反肃托”运动作为是否赞成革命忠于国际的标准的。拥护者，就是赞成革命、忠于国际；否则，就是不赞成革命、不忠于国际。这样，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就可以臆造罪名，大肆残害革命干部，以便踏着革命者的尸体去领取奖物 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呀！
应该指出，康生在苏联疯狂害人，同其在上海党中央追随王明对我党干部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相比，显然是一个“发展”。然而他的这个经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第九章 陈独秀是汉奸吗？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康生尾随王明由莫斯科经新疆回到延安。从此，结束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生活。
康生把这看作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他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从三七年，我就下决心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跟毛主席走。”此话有真有假。说它真，因为康生在这里无意中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对毛泽东同志是不信、不跟的。说它假，因为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后也不是象他所标榜的那样。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应当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不要跟一个人，应该跟党，跟党的正确路线。倘若跟人的话，谁正确，就跟谁！对康生来说，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因为康生信任和紧跟的是权力，谁权力大、职位高，就跟谁；他还跟“左”倾路线，谁“左”倾，他跟谁！或者说得清楚些，谁满足他的私欲他跟谁。若从口头上说，康生由信任、紧跟王明，改口为信任、紧跟毛泽东同志，那是他抵达延安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的事。若从事实上说，恐怕康生一生一世也未曾离开过王明的投机思想及其“左‘倾路线。
康生抵达延安的头一年，正是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员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之时。在这一年里，王明仍是康生顶礼膜拜的人物。这不仅表现在
他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并借机继续吹捧“王明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
起人“，1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追随王明将苏联”镇反肃托“扩大化的错误移植到中国，也来个这样的运动。他的逻辑是：陈独秀是托派，托派都是日本侦探机关的特务，因此，他一口咬定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
的“汉奸”，从而制造了一场离奇古怪的政治风波。我们就此事，做点考察，看看事情的究竟。
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所谓“汉奸”的“证据”，是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写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2中提出的。其主要“证据”有这么一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1 陈伯达于1979年5 月28日的交代。
2 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 期。
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这个“证据”，只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事实说明，他这个“证据”完全是信口雌黄的凭空捏造。
首先，所谓托派“中央”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经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唐有壬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之事。事实是这样的：该“中央”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但是不久因内部有人告密，除陈独秀、彭述之等四人外，全部“中央委员”被国民党逮捕，因而，托派“中央”受到严重挫折，处于瘫痪状态之中。一年后，陈独秀才把它重新整顿起来。但是，接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这个新的“中央”的大多数人，包括陈独秀、彭述之在内，又被蒋介石逮捕入狱。所以，在“九一八”前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罗汉等人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到处躲避特务的盯梢监视，怎么会自投罗网去找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唐有壬”作介绍人，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其次，所谓唐有壬的“亲日派”问题。唐有壬的确是一个“亲日派”，但是，他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那是一九三二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作为汪精卫的副手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以后的事。在这之前，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个时候，连后来成为中国最大亲日派头子的汪精卫，为了利用人民抗日运动，与蒋介石争夺权利，也在争抢“抗日”的旗子，更何况唐有壬呢？既然“九一八”时唐有壬还在争抢“抗日”的旗子，何谈“亲日派唐有壬”呢？又何谈托派“中央”“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的编造中所安排的唐有壬这个人物，不仅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用心甚奸。唐有壬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蒋汪矛盾中被刺身死。康生特把这个幽灵请来，扮演“亲日派”兼“日本侦探机关代表”这个决定性角色，无非是想来一个“死无对证”！
再者，所谓“谈判的结果——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问题。康生在“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句话上特意加了引号，以告诉人们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那里呢？就在康生制造这些谎言的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之中。那篇文章中写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洛茨基匪徒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明
确的指出：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很明显，所谓”不去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一语，就是从托洛茨基给平行总部的信中偷来的。这么说来，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他俄国信徒的指示，却早在一九三一年就被中国的陈独秀们执行了。
可笑之至，真是令人惊奇！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之说，也同样是荒唐的。康生此说，显然是在重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陈独秀的诬陷。可是当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的同时，王明又在一篇文章中谈了另外一个情况。“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1 人们不禁要问：收买“托匪”的骨干分子每月花五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三百元，前者为何如此“昂贵”，后者为何如此“价廉物美”？这除了王、康之流胡诌瞎说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其实，当时陈独秀一篇论文的稿酬就得三百元。而且，他在狱中和出狱后，贫困交加，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经常送钱给他，他一般都不收，收下一些，也都是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被认为清高而著称，社会影响并非一般。因此，康生的诬陷文章一出，立即受到舆论界的广泛谴责，说“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2最后，从陈独秀对日寇侵华战争的一贯言行来看，康生的编造更是荒诞无稽了。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陈独秀就在托派“中央”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使排斥日货“收实效”；指出对日之战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3当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底制造“一二一七大血案”时，陈独秀主编的《热潮》杂志，立即编了一期“一二一七血案专号”。陈独秀亲自撰文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血腥罪行，有力地戳穿了当时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由汪精卫出来鼓吹“民主政治”、“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继续推行卖国政策的阴谋，热情歌颂了学生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