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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