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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 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 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 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 ，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 。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 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 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 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 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 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 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 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 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 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 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 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 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 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 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 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 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 ：“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 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 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 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 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 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 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 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 。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 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 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 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 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 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 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 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 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 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 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 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 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 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 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 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 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 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 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 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 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 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 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 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 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 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 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 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 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 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 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 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 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 ，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 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 、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 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 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 ，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 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 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 ：‘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 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 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 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 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 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 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 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 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 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 萨、千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