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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 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 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 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 ,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 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 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 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 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 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 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 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 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 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 ,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 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 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 。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 (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 。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 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 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 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 ,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 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 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 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 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 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 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 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 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 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 ,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 ,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 ,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 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 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 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 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 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 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 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 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 。’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 ,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 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 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 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 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 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 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 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 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 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 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 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 ,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 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 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 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 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 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 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 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 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 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 家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