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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在挨饿，那段时间我们家门前满是鸡圈。但是你要是以为中国的大学里就是满地鸡窝就错了——那段时间并不长，而且不光是养鸡，还养了不少兔子，因为兔子也可以被杀了吃。不光是挨饿，还缺少一切东西。但是缺少的东西里并不包括钱，但是光有钱没有票证什么都买不到，除了只含水份和木棍的冰棍。钱这种东西假如买不到东西就没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太硬，而且还犯法。连青菜都要票，这一点连最拥护社会主义的我爸爸也觉得过份了。有一天在家里听见楼下有人吆喝道：不要菜票的菠菜勒！我姥姥就打发我去买。买回来一捆菠菜，立起来比我还高好多。只能用来喂兔子，不能喂鸡，因为会把鸡噎死。我姥姥是个来自农村的小脚老太太，她咬着手指说：从来没见过这么老的菠菜！后来她动了一阵脑筋，想从菠菜里提取纤维来纳鞋底子，但是没有成功。这说明我姥姥身上也有发明的品性。而且如果肚子里空空如也，每个人都会想入非非。
我小时候也没有手纸，我爸爸把五八年的宣传材料送进了卫生间，让我们用它擦屁股。那些材料里有好多是关于发明创造的，我在厕所里看这些东西，逐渐入了迷。与此同时，我哥哥姐姐在厕所门前排起了队，憋得用拳头擂门，我却一点也听不见。那些发明里有一些很一般，比如什么用木头刻珠子做滚珠轴承，用锅熬大粪做肥料等等，一点想像力都没有。但也有些很出色。比方说这一个：假设有一头猪，在一般饲养条件下每天只能长八两的话，本发明能让它长到一斤半，其法是用一斤花生油，加鸡蛋黄两个对它作肌肉注射。据说这样喂出的猪不光肥胖，肉质还十分细嫩。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个发明虽好，但还不是尽善尽美。应该再打点酱油和料酒进去，使它不等挨刀子就变成一根巨大的广东香肠。说实在的，用这些发明擦了屁股，我感到痛心。当然，被用来擦屁股的不光是发明，还有别的东西。比方说，有好多油印本的诗选。五八年不但大家都在搞发明，而且人人都要写诗，参加赛诗会。我哥哥五八年上到了小学三年级，晚上饿得睡不着的时候，给我念过他作的诗：
共产主义，
来之不易。
要想早来，
大家努力。
他还告诉我说，到了共产主义，窝头上的眼就小了（窝头上的眼太大，吃了就不顶饿）。这首诗我还在油印诗选上找到了，注明了是附小三年级学生王某所作。我毫不犹豫地用我哥哥的作品当了手纸。我当时虽然只有九岁，也觉得这是歪诗。我只喜欢发明。我哥哥早就发现了我喜欢发明，他还断言我在这方面有惊人的才能。但是直到如今，我的这项才能还没得发挥。
谈过了共产主义的窝头之后，更觉得饿得受不了，于是我们俩就从家里溜出去，偷别人家地里的胡萝卜吃。嫩的胡萝卜不甜，所以一点都不好吃。从小到大，我就干过这一件坏事。而且这一件坏事我还交待过好几次。这可以说明我是多么的清白。
有关五八年的大发明和赛诗会，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它不像我小时候想像的那样浪漫——比方说，当时的发明是有指标的，我们这所大学里每月必须提出三千项发明，作出三万首诗来。指标这种东西，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假如有上级下达指标令我每周和老婆做爱三次的话，我就会把自己阉掉。假如把指标这件事去掉，大发明和赛诗会就非常好。只可惜它后来导致了大家都饿得要死。有一阵子大家又急于发明出止住饥饿的办法，我为此也想破了脑袋。
挨饿的时候我眼前是绿的，最幸福的时刻是在饭前，因为可以吃了。最不幸的时刻是在饭后，因为没有东西吃了。后来有一天（十二岁），忽然感到浑身上下不得劲，好像生了病，又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仔细想了想，才发现是因为我不饿了。吃饱了以后发明的欲望有所减退，但是我已经发明了很多东西，包括用火柴头做装药的手枪、发射自行车条的弓弩等等。我用这些武器去行猎，不管打到了什么，就烧来吃。有一回吃了一个小刺猬，长了一身红斑狼疮似的过敏疙瘩。为此又挨了我爸爸一阵好打。
7
小时候我觉得自己出生的时辰不好，将来准会三灾六难不断。虽然这不像个孩子的想法，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有关这一点我有好多可以补充的地方。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有一件事使我不得不如此。小时候我跑到学校的操场上，看到了一片紫色的天空，这件事我也可以用第三人称讲述，直到我划破了胳膊为止。这是因为第三人称含有虚拟的成份，而我手臂上至今留有一道伤疤。讲到了划破了胳臂，虚拟就结束了。
六岁时我划破了胳膊，就一面嚎哭，一面想道：真倒霉！还不知还有什么灾难在等着我。现在我打桥牌时也是这样的，每次看牌之前，总要念叨一句：还不知是什么臭牌！要是在打比赛，对手就连连摇头。但是这件事不说明我不是绅士，只能说明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二十二岁时，我在豆腐厂里被老鲁追得到处奔逃，也有过这类的想法。和我上一个班的毡巴可以作证，当时我就老对他说：我还得倒霉，因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果不其然，过了没几天，我就把毡巴揍了一顿，把他肋骨尖上的软骨都打断了。
毡巴这家伙长得白白净净的，虽然比我高半头，但是一点力气也没有。眼睛大得像蜻蜓，溜肩膀，漏斗胸，嗓音虽然低沉，却是个娘娘腔。他的男根是童稚型，包茎。这家伙的一切我都了若指掌，是因为我们俩常一路到酒厂洗澡，我后来打了他和洗澡也有关系。我从来没有想像到会有一天要揍他一顿，这是因为他是我在厂里唯一的哥们儿，揍了他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但是因为流年不利，不该发生的事也发生了。
王二打毡巴的事是这样的：前一天下午，别人来接班时他对毡巴说：毡，咱们到酒厂洗澡去，你拿着肥皂。毡巴没有吭气，只是拿了肥皂跟上来。这使他想起来这家伙今天没大说话，这件事十分可疑。到了酒厂浴室的更衣室，脱完了衣服，毡巴又让他先进去。因此他进了浴池后，马上又转回来，看到毡巴把手伸到他上衣的兜里，先摸了左面的兜，又摸了右面的兜，还从里面掏出一根半截的烟来。这使他马上想到了毡巴在兜里找炭条哪。讲到了这里，我就不能把自己称做王二，这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感觉，不用第一人称就不足以表述。据我所知，一万个人里顶多有一个会在六岁时把小臂完全割破，同理，一万个人也只会有一个被人疑为做了反革命淫画，遭到搜查口袋的待遇。这种万里挑一的感觉就像是中了大彩。那种感觉就有一试管的冰水，正从头顶某个穴位灌进脑子来。
当然，搜我是领导上的布置——搜查可疑分子的衣兜，寻找画了反革命淫画的炭条——但是也轮不到毡巴来搜我的兜。当时我就很气愤，但还没有想到要揍。后来在浴池里，看着他的裸体，忽然又觉得不揍他不成。第二天他又掏我的兜，这时我已经把怎么揍他完全想好了。本来可以揍到他哑口无言，谁想手头失准，居然打出了x光照得出的伤害，这一下又落到理亏的地步了。但这不是故意的，我小时候和人打架回回要敲打对方的肋下，从来没打断过什么，假如我知道会把他肋骨打断，绝不会往那里打。
我们厂里出了那些画之后，老鲁大叫大嚷，给公安局打电话，叫他们来破案。公安局推到派出所，派出所派个警察来看了一下，说应该由你们本单位来解决。最后公司保卫科来了一个衣服上满是油渍的老刘，脸上红扑扑的满是酒意，手持本世纪四十年代大量生产的蔡司相机，进到厕所里照了一张相，消耗了一个小孩拳头大小的闪光灯泡。那个灯泡用以前里面塞满了烂纸一样的镁箔，闪了以后，就变得白而不透明，好像白内障的眼球。但是后来要相片却没有，因为拍照时忘了放底片。让他补拍也不可能，因为那是最后一颗闪光灯泡，再也没有了，想买也买不到。这很显然是没把老鲁的事当真事办。这位老刘我也认识，照我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和我不同的是他一辈子没出过事。老鲁很生气，自己来破这个案子，招集全厂的好人（党团员，积积分子）开会。我想他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找王二犯案的真凭实据。毡巴这家伙，也是与会者之一。
有关那些画的事，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地方。假设你是老鲁罢，生活在那个乏味的时代，每天除了一件中式棉袄和毡面毛窝没有什么可穿的，除了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黑包去开会没有什么可干的，当然也会烦得要命。现在男厕所里出了这些画，使她成为注意的中心，她当然要感到振奋，想要有所作为。这些我都能够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只是她为什么要选我当牺牲品。现在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总穿黑皮衣服，或者是因为我想当画家。不管是因为什么罢，反正我看上去就不像是好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
8
有关我不像好人，以下这件事可以证明：后来我到美国去留学时，在餐馆里打工端盘子。有几个怪里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