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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点点头。她总是带着厚厚的笔记簿，想起来就往上面写点什么。
“可是进大学之后，根本没有那份余力了。一边照顾阿柚一边完成课业就耗尽了全力。大学期间我交过两个男朋友，相处得都不顺利。整天忙于照顾阿柚，连约会的空闲都没有。总之干什么都不顺利。偶尔停下脚步看看周围，不由得想，我这到底是在于什么？看不见人生目标。各种东西都在空转而已。我都快要失去信心了。当然，阿柚一定很痛苦，可我也很痛苦啊。”
惠理眯起眼，像在遥望远方的风景。
“就在这时，同学邀我一起去陶艺教室，我半是闹着玩地跟着去了。然后发现这是我寻觅已久的东西。转起陶钧，就能非常坦诚地面对自己。只要在造型上倾注全力就行，其他事情都会忘得一乾二净。从那天开始，我迷上了陶器制作。在大学读书期间还纯粹是兴趣爱好，可到了后来就一心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大学毕业后，我边打工边学了一年，重新考进艺术大学的工艺系。再见啦小说，你好啊陶艺。勤勤恳恳地学习制作，其间结识了在那里留学的爱德华，于是一来二往，就跟他结婚，来到了这里。真奇妙。如果那时同学没有邀我去陶艺教室，我一定会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吧。”
“你好像很有才华。”作指着摆在橱架上的陶器，说，“我不懂陶器，但是看着它们，触摸它们，似乎能感受到强烈的感情。”
惠理微微一笑。“才华嘛，我不太清楚，但我的作品在这里卖得很好。尽管赚不了大钱，但自己制作的东西以某种形式被别人需要，是件很美妙的事。”
“我理解。”作说道，“我也是个制作东西的人。虽然制作的东西大不相同。”
“就像火车站和盘子一样不同。”
“两者都是我们生活中必需的东西。”
“那当然。”惠理说，然后想着什么。口角的笑意一点点淡下去。“我很满意这里。大概会埋在这片土地上吧。”
“再也不回日本了？”
“我有芬兰国籍，最近芬兰话也说得流利多了。虽然冬季很长，但反倒可以多读些书。也许有一天自己想动笔写点什么。孩子们也熟悉这片土地，还结识了不少朋友。爱德华是个很好的人哦。他的家人都待我很好，工作也上了正轨。”
“而且这里需要你。”
惠理抬起脸，直直地看著作的眼睛。
“在接到阿柚遇害身亡的消息后，我下决心埋葬在这个国度。是青打电话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大女儿正在肚子里，所以连葬礼也没能参加。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事，好像胸膛真的要裂开一样———阿柚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惨遭杀害，被烧成灰，再也见不到她了。那时候我下定决心：如果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就取名叫柚，而且再也不回日本了。”
“原来她叫柚。”
“柚？黑野？哈泰宁。”她说，“至少在这个名字的发音里，阿柚的一部分还继续活着。”
“可是，为什么阿柚要一个人去滨松？”
“就在我移居芬兰后不久，阿柚搬到了滨松。不清楚理由。我们定期写信，但是她只字未提前因后果，只写了一句，说由于工作需要搬到滨松了。找工作的话，名古屋肯定也要多少有多少，她单身一人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简直就等于自杀。”
阿柚是在滨松市内自己的公寓里，被人用衣带之类的东西勒住脖颈杀害的。作在报纸的微缩胶卷和过期杂志上读到了详细报道，还上网检索过。
那不是入室盗窃杀人。装有现金的钱包仍然放在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动也没动。而且也没有受到强暴的迹象。屋内整洁有序，没有反抗的痕迹，同一楼层的邻居不曾听到可疑的响动。烟灰缸里丢着几根薄荷香烟的烟蒂，但那是阿柚自己抽的。（作不禁皱眉，她居然抽烟？）行凶时间推定为晚间十点至深夜，那天从傍晚时分直到天明，下了一夜五月里罕见的冷雨。她的尸体是在三天后发现的。整整三天，她都以同一姿势躺在厨房的地板革上。
杀人动机始终不清楚。有人趁着黑夜侵入室内，无声无息地将她勒死，什么都不偷什么都不干就扬长而去。房间有自动电子锁，门上挂着安全链。不知是她从里面开的门，还是凶手搞到了备用钥匙。她孤身一人住在这公寓内。据公司同事和邻居们说，她也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姐姐和母亲有时从名古屋赶来看望她，此外她总是一人独处。在众人看来，她是个服装朴素、寡言老实的女子。对工作很热心，在学生中间的声誉也很好，只是一下班便不和别人来往。
为什么她竟会被勒死，谁都想不明白。最终，警察的侦破虎头蛇尾，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找到便中止了。关于这宗案件的报道也越来越少，最终消失。一宗凄凉而悲惨的案件，就像一夜下到天明的冷雨。
“她被恶魔缠住了。”惠理像揭秘似的用神秘兮兮的声音说，“那恶魔不即不离，就在她身后，对着她的脖颈吹出冰冷的气，一点一点把她逼上了絶路。不这么想，种种事情就无法解释。你的事也好，厌食症的事也好，还有滨松的事也是。我本来不愿说这种话。一旦说出口，那东西好像就会变成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一直把这话藏在心底，原本打算沉默到死。可是此刻，我决心在这里说出来。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恐怕你得彻彻底底了解这件事。那就是恶魔，或者跟恶魔相近的东西。阿柚终究没摆脱那家伙。”
惠理长叹一声，凝视着桌子上的双手。那明显在剧烈颤抖。作将视线从那双手上移开，从飘曳的窗帘间望向窗外。屋内降临的沉默充满深深的悲痛，令人窒息。当中无言的思绪像深剜地表、造出湖泊的古代冰河，沉重而孤独。
“你还记得李斯特的《巡礼之年》吗？里面有一支阿柚经常弹的曲子。”过了不久，作为了打破沉默，问道。
“《Le Mal du Pays》。我当然记得很清楚。”惠理说，“现在我还常常听。你想听吗？”
作点点头。
惠理起身到木柜上的小型音响前，从摞在一起的CD中取出一张，放在播放器的转盘上。音箱里流淌出《Le Mal du Pays》的旋律。单手轻轻弹奏出单音构成的朴素的主旋律。两人再次隔着餐桌坐下，默默地聆听。
在芬兰的湖畔听到这段音乐，和在东京公寓中听的有几分相异的韵味。但不管在何处听，不管其中是否有激光唱盘与老式LP的差异，那音乐都没有变化，依旧很美。作想象阿柚坐在客厅的钢琴前演奏这支曲子的光景。她俯身面对键盘，闭着眼睛，微张着嘴唇，探寻着不成声音的语言。这种时候，她游离了自己，身在别处。
不久这支曲子奏完，短暂间隔之后，进入下一支曲子。《日内瓦的钟声》。惠理用遥控器调低功放的音量。
“跟我一直在家里听的，演奏的感觉不太一样。”作说。
“你听谁的演奏？”
“拉扎尔？贝尔曼。”
惠理摇摇头。“我没听过这个人的演奏。”
“他的演奏可能更唯美些。刚纔的演奏非常精彩，但不太像李斯特，倒有些贝多芬钢琴奏呜曲的格调。”
惠理微笑着说：“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嘛，也许说不上唯美。但我很中意他。从很早以前起，我就—直听他的演奏，说不定是耳朵习惯了。”
“阿柚这支曲子也弹得很美，充满激情。”
“是啊。她演奏这种长度的曲子非常美妙。如果是大作品的话很遗憾，弹到中途她就无力为继。不过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风格。她的生命仍然鲜活地藏在这种晶莹闪烁的乐曲里。”
在课外学堂，当阿柚教几个孩子弹钢琴时，作和青大概在小操场上和男孩们踢足球。分成两支球队，把球踢向对方的球门（大多是用纸板箱搭的）。作一面传球，一面似听非听地听着从窗口传出来的钢琴音阶练习。
逝去的时间变成尖利的长签，刺穿作的心脏。无声的银色痛感袭来，将脊椎变成冻凝的冰柱。那痛感始终以相同的强度留在那里。他屏住气息，紧闭双眼，一声不响地忍受着疼痛。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继续端庄地演奏。曲集从《第一年：瑞士》移向《第二年：意大利》。
直至此时，多崎作才终于接纳了一切。在灵魂的最深处，他领悟了。心与心之间不是只能通过和谐结合在一起，通过伤痛反而能更深地交融。疼痛与疼痛，脆弱与脆弱，让彼此的心相连。每一份宁静之中，总隐没着悲痛的呼号；每—份宽恕背后，总有鲜血洒落大地；每一次接纳，也总要经历沉痛的失去。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深处存在的东西。
“我说，作，她真的还活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惠理在餐桌对面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说道，“我能感受到。在我们周围所有的声音里，在光里，在形状里，以及所有的……”
然后惠理双手掩面，再也说不出话来。作不知她是不是在哭。倘若在哭，那她就是无声地啜泣。
青和作踢足球时，为了拦住几个想去妨碍阿柚教钢琴的孩子，惠理和赤想方设法勾起他们的兴趣。或是读书，或是做游戏，或是到外边唱歌。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尝试都不奏效，孩子们不倦不舍地跑来妨碍钢琴课。因为比其他事情更有趣。事不关己地在一旁看着他们俩苦斗，倒也很有意思。
作几乎是无意识地起身，绕到餐桌对面，默默地把手放在惠理肩头。她仍然用双手紧紧掩着脸。手触上去，才知道她的身子在不停颤抖。是肉眼看不见的颤抖。
“哎，作。”惠理的声音从指缝间透出来，“我有个请求。”
“好。”作说。
“能不能抱抱我？”
作把惠理从椅子上拉起来，从正面拥抱了她。一对丰硕的乳房像某种证据般紧紧贴著作的胸膛。后背上能感觉到她温暖厚实的双手。柔软濡湿的脸颊触着作的脖颈。
“我大概再也回不了日本了。”惠理小声耳语，温暖湿润的气息吹拂在作的耳朵上，“因为不管看到什么，我大概都会想起阿袖，还有我们……”
作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抱着惠理。
两人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