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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岁月的风雨永远吹打不去的。
河两岸是百姓
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4千万人中，一半以上是平民。
在中国这次内战中，直接和间接死於战争的老百姓，知多少？
白红黑
锦州凌河区菊花街印染二委主任，52岁的张玉杰说：打仗时，我家住在古塔区南街西二胡同。一个大杂院10多户人家，住一连国民党。外边朝里打，里边朝外打，我们钻在果窖里打哆嗦。50多人死两个。没来得及进果窖打死一个，炮弹片从气孔钻进去打死一个。国民党不行了，也注果窖里钻，和老百姓换衣服。八路喊“缴枪不杀”，我们一家三代举著手走出来。现在看电影电视，一看到谁投降就想起这段，心头直扑腾。当时才12岁，觉得挺好玩儿。
菊花街陶瓷联委书记，57岁的郭维珍老人说：我姑奶奶住在神社附近，那儿打得凶，死的人多。姑爷爷不在家，就她领三个孩子。炮弹房前屋後响，谁知哪下掉头上呀！一会儿钻地洞，一会儿趴在炕沿下，一会儿拖儿抱女再往地洞跑。女的没主意，也是“麻爪”了，姑奶奶总叼咕，说後趟房40多个人躲在地洞里，炮弹打上去，全捂里了。一唠起来，她就说那命是检来的。
哈尔滨Zll医院原副院长韩德老人，四平攻坚战时还未参军，是市立医院内科医生。老人说：问问四平老人都知道，那一仗下来，全市完整无损的房子基本没有了。
咱们部队一层层往里推，推到哪里，两边炮弹就往哪里砸。大大白天晚上烧。老百姓开头都躲在家里，盼咱们快打进来就算熬过去了，哪知打起来没头了，就开始往外边跑，天上飞机炸，地上炮弹打，子弹嗖嗖飞，那人死的呀，包袱箱子扔一地。没人管。那功夫谁管谁呀！死个人不如只小鸡。哪是逃命是玩命呀！玩命也比等死强，我爱人怀孕四个月，跑不动了，我就扶著架著她。那时那人真抗折腾。
塔山镇65岁的张连生老人说：开仗以前，八路让老百姓走，走2千多口人。胆大的，腿脚不方便的，顾家不顾命的，留下了。各找出路。俺一家6口跑到12里外的老官堡，就听那炮打的呀，天都红了，就惦着那个家甚麽样了。庄稼人除个家还有甚麽可惦念的？回去一看全毁啦！炸的炸，烧的烧，没一家好房子。河西南国民党那边都平了，死伤几千口子，张国胜老两口全炸死了。那个哭呀，哭人，哭家，哭这个日子还怎麽熬呀……。
71岁的王振成老人说：俺家六间房子，八路要扒了搭炮楼。俺跪下磕头，说庄稼人盖个房子不易呀，老少10多口子，好歹留个窝吧。扒了两间偏房，四间正房拆去了门窗。唉，没扒棹也打完球的了，打完仗都走了，叫老百姓怎麽活呀！怎麽活也得活，鼻涕一把泪一把，搭巴搭巴猫一冬。
塔山、锦州、辽西打烂的那些房子、窝棚，还来得及在第一场大雪前“搭巴搭巴”。文家台呢？零下35至40度，大雪没膝深，打平了。
三个冬天，国共两党在冰天雪地中大打出手。一仗下来，雪白，血红，打烂的房子朝天张著焦黑的大口。
堑壕中有冻死的士兵，废墟上有冻死的百姓。
从亚洲到欧洲，当许多饱受战人蹂躏的国家，正在废墟上重建或己经重建了家园时，我们却在8年抗战的废墟上，继续制造着废墟。
瓦砾、饥饿和死亡！
地震可能发生在冰川，海洋，大漠。这场内战不可能在没有人烟处进行。这已使卷入战争的百姓遭难。劫难还不仅於此。
1945年10月，共产党放弃鄂豫根挎地北移後，国民党军队进入“匪区”，大肆屠杀“通匪人员”。甚至斩草除根，一家老少全部杀掉，1948年10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载文《舟山群岛剿匪记》，刊登5幅照片，中间一幅为“东福山俘获之女匪”，照片上3个短发少女，纤秀、朴实，典型的渔家女儿形象。中间一个低着头，两边的向前望看甚麽，左边一个顶多不超过15岁，一双不谙事的大眼睛，满脸稚气，毫不在乎。那神态与其说是“坚贞不屈”甚麽的，倒不如说更像在一场“捉猫猫”游戏中被捉住了，觉得挺好玩儿。
辽沈战役期间，廖耀湘兵团西进路上，对沿途村镇“共匪干部”和“通匪人员”，也是抓的抓，杀的杀。
当时是8纵民连兼敌工部长，离休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潘纯老人说，他家在冀东青龙县七道河村。抗战时那里是“人圈”。“八·一五”后是拉锯区。国民党来了杀一批“通匪人员”，共产党来了再杀一批“通匪”的。全村500多口人，死的死，逃的逃，解放时就剩几十口了。
礼义之邦的中国，政权更迭从来都是在血泊中进行的。
“胜者王侯败者贼”，永远倒霉的是老百姓。
黑土地上一些老人说：那时呀，管它谁输谁赢的，老百姓就盼著快点打巴打巴完了就好了，可折腾不起受不了啦！
若再打上10年、8年的，也得受着。
养不活
1947年收成不好，1948年又是个灾年。
春旱，苗未出齐。夏涝，雨水之大为30年所未有。辽河沿岸很多村镇成为泽国，粮食绝收。头年就是先旱後涝，当年又多个虫灾，仅此一项，沈阳附近各县，半个月左右就减产三成以上。
天灾战祸，双刀齐下。
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粮草足”为“十全”之首。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抢夺小麦之战”：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
（一）我们要求二十五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
A，扩新到冀东，党与群众队伍非常混乱，大批逃兵回家，还有少数份子勾结地富和被撤掉的坏干部上山当土匪。队伍未整顿前，扩军只有强迫命令，使党与群众更加对立，造成严重后果，冀热察基本人口七十多万，新解放区四十多万，老区已扩军及地干共六万多人（抗战时死亡在外），有些区村已无几个青壮年。政权干部为妇女担任，热河四百三十万人口，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年约八十万。“八·一五”到现在参军约廿万人，村以上地干脱离生产者，约四万人，土改中杀掉五千人，鼠疫伤寒饥饿死掉约四千。当土匪者被杀者约二千，国民党抓去若干烟民青壮年约廿万，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尔後主力补充亦无办法。
B，养不活（现冀察热辽区负担人口只一千万），冀东三百九十万，热河四百二十万，冀察热一百二十万，各区游击区约二百万，现在脱离生产人数包括扬罗兵团（扬德志、罗瑞卿乒团——笔者）在内，已达四十一万，如再扩兵三十五个团，则为四十七万，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在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从城市到乡村，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内战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呀！
1912年（民国元年）至1949年，37年间中国人口增加1。4亿。
1949年至1957年，8年中人口增长1亿。
难道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争？
海两岸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越南鬼子”，中国人习惯称敌对的外国人为“鬼子”，对于同为炎黄子孙的对手，讲究“正统”的中国人，最通用的是一个“匪”字。“共匪”，“奸匪”，“毛匪”，“林匪”，“蒋匪”，“杜匪聿明”，“卫匪立煌”，“博匪作义”，等等，等等。当北平有和平解决迹象了，“傅匪作义”就变成“博作义将军”。而近40年後，台湾当局仍称大陆为“匪区”。
这似乎挺可笑，就像小孩打架玩儿。
1958年，美国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力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如果此举得逞，下一步就可能“托管台湾”。蒋介石的中国心不甘，已力不从心。毛泽东火眼金睛，万炮震金门，告诉“美帝国主义”：内战还在打，军队不能撤，托管不可能。据说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