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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说它是“记忆文学”的时候，“文学”两个字并不是指具体内容的虚构，是指很多很多的现实的场景组合成了一个人生的疑问。面对着这个人生的疑问，我大概秉承着一种意向，这个意向就是不管人生多么艰难，我们只要是用善良的心坚定的走下去，就可能完成父母交给我们的人生，大概是这个意思。
现在据说有的一些争议，可能产生在这本书的大概一两页的叙述当中，这个我相信争议者有他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权利说明这本六百多页书的主要内容、它的核心是什么。
网友 ： 您能跟我们谈谈您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吗？
余秋雨 ： 我是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出生的孩子，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多，但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生命色彩的母亲。她是一个上海人，突然来到了农村，而这个农村又是毫无文化，没有人识字，她就承担起了给乡亲写信、记帐、办识字班这样的任务，她希望能够用文化的热量把整块土地重新温暖起来。这样的事情我一直跟在我妈妈边上，最早受到一种奇怪的文化的启蒙。
然后是爸爸和妈妈让我借读在农村，建造一个非常好的农村。再接下去可能是爸爸妈妈又觉得老在农村完成不了教育，所以又把我放到上海，借读在上海，完成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学业，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遇到了文革灾难，在灾难当中对我的考验非常大。
应该说在这个灾难当中，我对于人生的感悟是特别深刻，当我离开这个灾难的时候才三十岁，那个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然后就进入学术领域，后来又从事行政工作，学术领域不做，就做行政领导工作，做了几年不做了，然后又从事旅行写作，国内旅行写作一段之后，我们到世界旅行写作，我们脚踩的中华文化它究竟是什么？在不同的对比当中来找到这个感觉，这个一直做到现在，做到一定的时候，我又把我的人生的感悟写了一本书，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对人生的一次一次的从零开始，把以前在这个领域的积累，我在表面上推开——尽管在心理积累，表面上推开，在新的事情上从零开始。我年龄不小了，从现在开始又会面对重新选择人生那么一个接口。
网友：非常喜欢您的书，但是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对您进行一些攻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余秋雨 ： 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先生，对我有那么大的恶意、反感？我倒不认为他们完全是不好的人，我一直想弄明白这个产生的原因何在？因为照理来说我很难产生这样的对立面，原因何在？你看我不在任何一个机构，不在任何一个组织，我没有可能争权夺利，而且我也不批判别人，我始终在陌生的地方考察，我很少和文化界的人在一起，大家从来不会看到我参加哪个会议，都没有。一直在野地里走路，而且很长时间不在国内，这样的经历好像构不成和别人争夺什么，构成这样一种对立的可能性，不太能够理解。
如果从好的地方看，可能有对于人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文革灾难实在是太气愤了，他要找出有责任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就我这个人已经折腾了十年，折腾的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已经清楚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常识界限。这我需要给广大网友说明一下常识界限，直到现在大家说来说去，说我有事情的，一定不是文革的时间界限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几段，文革因为大家好多人没有经历过，我想说明是这样，就是在非常糟糕的时候，是所谓造反、夺权、武斗这样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时间，就是最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斗、天安门广场事件等等，这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段是周恩来、邓小平主政，这个时候文化相对宽松，号召教授们开始复课，学校里面开始编教材，有这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极左派容不了的，所以后来产生了批斗。大家讲来讲去始终是在中间这段时间，就是开始文化有点松动的时候，周恩来他们提倡复课，提倡编教材的时候这段时间，大家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个问题？就是在漫长的造反、夺权、武斗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不出余秋雨有一丁点的缺点？还有在漫长的批斗、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时候，也说不出余秋雨一点缺点。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你抓住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时候那段比较松动的时期大做文章是历史的颠倒，我不是为自己洗脱，我为历史说明白。当时周恩来 、邓小平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很多，这是第一个界限。
第二个界限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说你编过什么教材，参加过。是，但是直到现在没讲出有一句话是有明确的政治问题的，一句话也没有讲出来，你看多少年了，说来说去只是说这个什么组织，那个什么组织，说来说去，这个说也是说不明白，因为我们只能看一点，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害过人，这个人有没有从他的手下写出过不好的文章，这没有。
第三个常识性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的父亲打倒了十年，如果当时我真能有什么作为，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父亲救出来，因为他关系到我们家的温饱，所有的工资是他一个人赚的，他还关在那，我的祖母，我的妈妈，我们的全家都在饥饿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责任，也是我天天想的问题。但是外面这个路线、那个路线对我来说非常遥远，我想的是下顿饭家里怎么吃，想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件事。和这个有关的是，在当时什么组织会纵容一个叫做打倒对象的儿子，这又是一个常识。
最后一个常识大家想一想，我担任一个高校的领导，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各级组织审查一个人能不能任职主要看文革表现，有年龄的人都知道，哪怕是参加过造反队，大概那个时候也不能做科长，那么严密的审查，而且时间那么近，当时八十年代中和那个很近的时候，大家还同仇敌忾，记忆犹新，你做过任何事情没有人能忘记，只要有一个小条子说你做过坏事、你就不能任职的情况下，我相信我做那么长时间的干部，上级机关没收到过一张条子吧？这些都是常识问题，怎么可能三十年过去了，突然发现了这个人，一个文革的时候还只有十九岁的人那么多的问题。这可能吗？这里面有一些常识问题，大家能够理解，要我来辩这些问题是有难度的，理由就是辩的任何的证据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另外辩的机制，评判机制、验证机制都不存在了，报纸上这个人出来说，那个人出来说，有一个前提，这个人是不是和我有特殊关系？比如是被我撤职的，比如是由于我的原因他没有评到职称，大家都不会做这个验证。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大家知道了，文革十年的灾难，一定是整人，害人，揭发人，批判人作为它的主干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延续这样的灾难，文革开始的时候，是追查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开始的，无限夸大，几十万件冤假错案，这个教训应该吸取。
幸好我们到了一个开明的时代，不会因为在揭发的时代，使我们再像我爸爸一样被关起来，受皮肉之苦，不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感谢这个时代。
网友：针对您的文化现象，有些媒体称之为逗哏和捧哏，你始终站在逗哏的位置上，您怎么看那些捧哏的说法呢？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1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2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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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他的意思是这个事就像一个群口相声，你站在一个逗哏的位置上，但是那些捧哏你有欣赏的吗？
余秋雨 ： 我不太注意，我写那么多的书，那些书抄一遍就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我注意，一定不能走那么多路，也不能写那么多的书，所以我确实不注意。所谓余秋雨，我把我的名字看成一个抽象的名字，因为我真的确实不太注意，有关谁说什么，谁说什么，一般是电话里有人告诉我，我知道一点，具体说我的文章我都没有看，包括最近有调查我都没有看。
网友 ： 对攻击您的人您对他会和解吗？
余秋雨 ： 不存在和解，我从头到尾都是原谅。比如有一个攻击比较多的人，我在法庭里面我要求赔了十六万，那个人比较清贫，我一分钱没有让他赔，让他在法庭上向我道歉，我原谅他了，我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我都原谅了。我不知道我这种好心，攻击了我那么多年一两个人，我大概在文章当中连他的名字没有提过，其实老的攻击我的人，我还帮他们的孩子做过事情，我告诉他们不要告诉爸爸，我帮你做这个事，我真是原谅，我不是故意表示出大度。
理由呢？因为我爸爸在文革结束以后，原谅了一切当时哪怕是打他的人，他原谅了，他觉得这是民族的灾难，我们不要追究在个人头上。所以我对这些人，我也这么想，不是他们故意使坏，是民族的一种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敏感，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特别是关心他人的事情，关心他人遥远的事情，而且特别关心不认识人的事情，特别关心那种无法验证的事情，而且当这种事情一旦来了以后，情绪激昂，这是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原因，我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中文系毕业，这有一个特点，他们缺少严密的科学训练，不是法学系、新闻系或者经济学系，不是，是中文系毕业有一些特点，他们在课堂上学会了叫虚构、夸张、抒情、排比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下子用到社会批评上来了。我一定要劝这些人，社会批评和你在中文系里所学的那些手段其实是完全不能连在一起的，真正连在一起，随着我们国家法制的健全，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网友：在文革中您躲进家乡藏书楼里读书，您给我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