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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惊奇地叫着。屋梁上栖着大群大群的黑编蝠，手电光一照，呼呼啦啦惊飞起来，直往人身上撞。拍照的时候，镁光灯一闪，蝙蝠更像没头的苍蝇，把屋顶上的尘土飞扬开来，让他们睁不开眼睛。
第一天考察，他们就有了很丰硕的收获。
东大殿内，保存着唐代和明代的500多尊彩色泥塑，大殿正中大佛坛，有30尊彩色泥塑，是与大殿同期的作品，坛上的塑像，有释迦牟尼佛坐像、弥勒佛半跏像、阿弥陀佛坐像，也都有3米高；坛上蹲踞的是供养人，手上捧着盘碗，内盛净果。这些彩塑，塑工精细，身体比例恰当，线条流畅，面容丰满，显然是佛教极盛时期的艺术成就。
马不停蹄地考察了几天，有远视眼的林徽因，突然发现大殿的梁下，隐约有墨迹，好像是题字，大殿有9米多高，梁上浮了一层土，字迹看不清楚，便委托老僧去村里找人帮忙。这一带人烟稀少，老僧和哑巴徒弟去了一整天，才找来两个老汉，七手八脚地又忙了一天，才搭起一个架子，林徽因第一个爬了上去，梁上的积土年深日久，拂之不去，她招呼梁思成把被单撕了，浸了水递上去，擦拭了一下，字迹显了出来，然而水一干，字迹又不复见，如此折腾了三天，才算把梁下的题字辨认清楚：“功德主故右军尉王”，字体宛然唐风。这行字表明佛光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印证了碑文记载的年代。在当中第三梁，又发现了“助造佛殿泽州功曹参军张公长”字样，大家一鼓作气，山间南梁下的字迹也终于辨认出来：“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
林徽因说：“这个功德主可能是个宦官吧。唐贞元以来，置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充任，时号两军中尉。此后中尉就掌了天下大权。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说了算，这是个显赫的角色啊。”
这个发现，把大家乐坏了。他们又唱又跳，连老僧和哑巴徒弟也受了感染。
佛光寺的中庭，左为观音殿，右为文殊殿，分峙南北，文殊殿面阔七楹，进深四架，单檐悬山顶。殿宇的前后檐补间的斗拱施以庞大斜拱。檐下补间作斜拱，很宽大，结构精巧，形制特殊，犹如怒放的花朵。他们考证出大殿在建造时，使用了“减柱法”，大殿前后两槽均使用有长跨三间的大内额，后槽在内额与内额之间用斜材传递负荷，构成了近似“人字柁架”的屋架。殿顶正脊中央装饰有琉璃宝刹，色泽浑厚，形制秀丽，他们考证出，这是辽、金时代的建筑特征。
佛光寺也有许多古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在东大殿南侧，是开山祖师愿诚的墓塔，上半截塌掉了，只留下了雕有莲花瓣和宝珠的塔座。林徽因说，这种局部装饰的手法，是典型的北魏风格。整个墓塔林中的塔，有唐代的，也有宋代的。他们真像走进了一座古老年代的迷宫，林林总总，让他们目不暇接。
结束了佛光寺的考察，他们一路北上，看了灵境寺、金阁寺、镇海寺、南山寺，最后到了五台县最北端的秀丽山镇台怀。
台怀镇地处五台山五大高峰怀抱之中，这个小镇居住着汉、满、蒙、藏四个民族，近二千人。
台怀镇有一灵鹫峰，亦称菩萨顶，佛教史籍记载，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国最初的传播人掇摩腾和竺法来到台怀镇，看到菩萨顶的形状，颇像印度的灵鹫峰，因而名之。
佛教史籍也记载着，台怀镇大白塔的地底下，藏有释迦牟尼的舍利，因此，历代以来，朝廷和佛门信徒纷纷于台怀镇及其附近修寺庙，使这里形成了佛寺鳞次栉比、宝塔如林的五台山佛教中心。五台山的佛教寺院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台怀镇。
林徽因、梁思成等四人，看了附近的显通寺、塔院寺、万佛阁、罗候寺、圆照寺等二三十所庙宇，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这更让他们对佛光寺的发现充满了欣喜。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即致信太原教育厅，详细陈述了佛光寺历史的价值，建议他们立即制定出一个永久性的保护办法。
下山之前，林徽因给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宝宝发了一封信，详细地描述了他们上山和下山的路线，并画了一张地图。离家越久，她越是想念女儿和儿子。每次外出考察，她都要给女儿写信，把一个八岁的孩子当大人看待。她把旅途生活和考察成果告诉宝宝。
七月初，他们开始回返，一路上或骑骡子，或爬山，或坐货车。走出五台山，经砂河、繁峙，到代县，已是7月12日了。
到代县之后，他们听到北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一路上的兴奋，如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大家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梁思成想起“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沈阳的种种暴行，忍不住仰天长叹。
他们决定立刻赶回北平，但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已不再通车，只能绕道返回。又恐平绥不得达，只好嘱纪玉堂带上图录、稿件，暂返太原，等候消息。四人翌晨从代县出发，徒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匆匆分手，各奔南北。林徽因、梁思成出雁门关，过大同、张家口昼夜兼程，赶回北平。
回到北平，他们立刻闻到浓烈的火药味，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兵车从大街上呼啸开过，回到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又见士兵们在门口挖了堑壕，好像是要打一场大仗的样子。听到林徽因和梁思成考察归来的消息，朋友们相邀来到他们家，那时北平马路消息很盛，人心惶惶。大家相约以实际行动支持宋哲元，林徽因、梁思成同刘敦桢一起，在北平教授致政府要求抗日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由于战云压城，营造学社的工作已无法再进行。林徽因和梁思成终日忧心如焚，营造学社的同人们最担心这几年积累的大量调查资料落人敌手，他们决定把这些资料，转移到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保险库中存放。
几天之后，守军却悄悄地撤走了。
7月28日，日军占领北平。看着满街的太阳旗，民族的耻辱感油然占据了林徽因的心头。
忽然一天，林徽因和梁思成收了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约他们参加一个会议，林徽因愤怒地把请柬撕碎了。
他们决定离开北平，到后方去，到大西南去。尽管北平有他们温暖安适的家和优越的治学条件，然而战争迫使他们必须离开这里的一切。
这个季节，院子里的丁香花比往年开得更加灿烂，汪洋恣肆地散发着浓郁、和平、宁静的芬芳。
而他们全家却在一个黄昏，带了简单的行装，匆匆离开了北平。
在弥漫的狼烟中
铁蹄下的津门，刺刀的寒光冷凝着1937年8月。
林徽因一家、金岳霖及清华的另外两名教授，下了从北平开来的火车，眼前的情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车站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天桥上日军架起了机关枪，每一个过往的旅客今之公理，但主张以“渐变”改良社会，推进历史。又以为，，都受到了严厉的盘查，日军把他们认为可疑的人，集中到站口的角落里，用枪托在他们头上、身上打着。五岁的小杰吓得哇哇哭着，直往外婆怀里躲。从北平逃难的人，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车站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气氛却静得可怕。
临街的墙上到处刷满了“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之类的黑字标语，街道上行人寥落，一队队巡逻的日军列队走过，树上的蝉也噤声不语。
回到英租界红道路家中，这里还稍微安全一点，但睡梦中常被枪炮声吵醒。他们不敢久住，津浦路已成畏途，决定先乘船到青岛，而后南下。
9月初，他们搭乘一艘英国的商船，从新港出发，驶人烟波浩淼的大海。船到烟台，那里也已战云密布，中日军队正在烟台对峙，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林徽因、梁思成不敢在这里住宿，即刻乘上去潍坊的汽车，在潍坊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乘上了青岛开往济南的第一班火车。
胶东半岛也已满目疮痍，火车在胶济线上行驶，不时有日军的飞机从上空呼啸着掠过。每到这时，火车便立刻停下来，拉响警报，男男女女便慌慌地跑下车去。日机飞得很低，几乎可以看到机身上红色的“太阳”标记。小弟天真地问：“妈妈，那是舅舅的飞机吗？”
林徽因说：“不是，那是日本鬼子的飞机。”
小弟说：“舅舅为什么不开飞机来打他们？”
林徽因说：“舅舅会来的。”
火车就这样走走停停，下午三点钟才到济南。
济南所有旅馆都已爆满，梁思成跑到山东省教育厅，由他们帮忙，总算在大明湖边找到了一家条件不错的旅舍。
在济南住了两天，他们继续南下，经徐州、郑州、武汉，九月中旬到达长沙。
9月的长沙，天气热得像蒸笼。下了火车，在小摊上吃了几块榕江西瓜，暑气稍退，他们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两间房子。这是一所二层灰砖楼房，房东住在楼下，楼后面有个阴暗的天井。
安顿下一个家徒四壁的居处，林徽因的母亲几乎心力交瘁，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时就更支持不住了。林徽因、梁思成只好学习烧饭、洗衣服等家务劳动。所幸江南无战事，他们还能安下心来。
这时，北平文化界、教育界的许多朋友也陆续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办西南联大，张奚若夫妇、梁思永一家也来了。林徽因刚刚安置下来的家，立刻又成了朋友们聚会的中心。朋友们经常到这里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有时晚上大家聊得激动了，就一起高唱救亡歌曲。他们有时用中文唱，有时用英语唱，梁思成总是担任指挥。宝宝也学会了好几支歌子，天天唱着“向前走，别退后。”
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空中突然出现了大批的飞机，小弟在阳台上喊着：“妈妈，妈妈，你看舅舅的飞机来了。”
梁思成跑到阳台上，用手遮额向天空望去，以为是中国的飞机，把小弟抱起来高兴地说：“真的是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