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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施本格勒这样说就更好理解：我把不同的文化时代与家庭生活相比较；一个家庭内存在家庭共同点，尽管在不同家庭的成员之间也能找到共同点；家庭共同点与其他共同点在这些、这些方面不同，我的意思是：必须了解比较的对象，即衍生这种看问题方法的对象，否则讨论将始终被歪曲。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将把典型的特征赋予我们如此看待的对象，我们声称：“它一定始终是……”
这是因为在表示事物的方式上，我们追求典型的特征。但由于我们混淆了典型和对象，因此发现我们自己教条地将只有典型才具有的特征赋予了对象。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看法只在个别场合是正确的话，它就不具有我们所希望的普遍性。典型应该清晰地显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它就表现了全部探讨的特征，决定了探讨的形式。这种探讨使典型成为焦点，后者的普遍效力基于它所决定的探讨形式的事实之上，而不基于某种声明之上，这种声明认为一切真正具有典型特征的事物对于所有被探讨的事物都是适用的。
同样，当人们持夸张的，教条的主张时；通常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实的？或者：它在什么场合是真实的？
摘自《纯朴者》：技术之谜。（两个教授站在一座建设中的桥梁前的照片）上面传来声音：“La 日 abi—huah—ta9 abi sag'i…naeha
drah'n mer'n anders um！”——“亲爱的伙伴，这话太令人费解了，谁能靠这种语言去从事如此复杂精确的工作哟！”
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哲学确实没有进步，我们仍然忙于解决希腊人探讨过的相同的问题。然而，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哲学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原因在于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地诱使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存在与“吃”，“喝”等词的功能相同的“是”动词，只要还存在“同一的”、“真的”、“假的”等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讲什么时代的河流，辽阔的天空，等等，大家就将不断被相同的疑难问题所困惑，凝视着一切无法解释清楚的事物。
我读到：“……没有几个哲学家比柏拉图更接近‘实在’……。”奇怪的现象。不可思议，柏拉图竟能走到如此之远！难到我们不能走得更远！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吗？
克莱斯特在某处写道，诗人最愿意做的事是不用语言去传播思想。（多么奇怪的表白。）
据说，新宗教往往把旧宗教的神看作魔鬼。不过，这些神事实上可能已经变成了魔鬼。
伟大人物的著作是环绕我们升起、落下的太阳。一切正待再次升起的伟大著作，它们的时刻来临了。
门德尔松的最优秀乐曲是由阿拉伯风格的音乐组成的。这是我为什么对他的缺乏严肃性的作品感到困惑的原因。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始终用不适宜犹太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许多人清楚地认识到，希腊思想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加者不是职业运动员，与任何西方职业不相适应。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也一样。如果以我们的（语言）作为唯一标准的话，我们就会经常地、不公正地对待他们。因此，他们有时被过高评价，有时又被过低评价。在这方面，施本格勒正确地未把威林格划为西方哲学家（思想家）。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最终的维护。然而，只有参照其他的事物，这才是无疑问的。例如，没有理由能说明你为什么要如此行动（或已经行动），除非这种行动给你带来如此的形势，即不得不再次成为你所接受的目标的形势。
也许，无法表示的（我感到神秘，又不能表示的）是与我所能表示的有意义的东西相对立的背景。
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学研究相仿——更是对自我的研究。关于个人的阐释。关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个人对它们的期望。）
一个哲学家轻易地占据了一个无能的经理的职位。这位经理不去干自己的工作，仅仅把眼睛盯住雇员们，监视他们得体地工作，接替他们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过分承担着他人的工作。同时，雇员们面对面地谴责他。
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不再起作用了。（我曾经听见莱伯对于音乐思想发表过相同的意见。）这正如银纸一旦弄皱后不能再捋平一样。我的全部思想几乎都弄皱了。
我确实靠钢笔进行思维，因为我的头脑经常对我的手写的东西一无所知。
哲学家的行为经常与小孩的行为差不多。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后问大人：“这是什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也涂画了一些符号，问道：那末这是什么？
拉姆齐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譬如，他想象的目标是清理一些特殊社会的事务。他不去思考国家的本质——至少他不愿意这样做——而去思考这个国家是如何合理地组织的。该国可能不是唯一的国家，这个思想一方面使他不得安宁，一方面使他厌烦。他想尽快地开始考虑基础——这个国家的基础。这是他的擅长之处，并且深深地吸引着他。真正的哲学思想一直在于扰他，直到他将结果（如果有的话）扔在一旁、并且宣布它无足轻重时为止。
奇妙的比喻基于这样的事实上：甚至最大的望远镜都必须带一个不大于人的眼睛的目镜。
托尔斯泰：一个事物的意义（重要性）在于它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东西。——包括真理和谬误两个方面。主题之难以理解——如果它是有意义的、重要的东西——不在于在理解它以前特别需要研究深奥的问题，而在于把主题的理解与多数人想认识的事物这两者加以区别。因此，最显而易见的事物可以变成最难以理解的事物。必须克服的东西是与意志有联系的，而不是与智力有联系的困难。
现在的哲学教师为学生选择食物时不带有取悦他的胃口的意图，而带有改变他的胃口的意图。
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的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
语言给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径错途的网状系统。看见一个接一个的人沿着同一条路走去，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哪儿会走上歧路，在哪儿笔直走无需留意拐弯处，等等。我必须做的事是在所有交叉口竖立起路标，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
爱丁顿关于“时间的方向”和熵的法则是：假如有一天人们开始走回头路，时间就会改变方向。当然，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这样说；但日后你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你没有说出比人们已经改变了走路的方向这句话更多的东西。
有的人把人类分成买者和卖者，忘记了买者也是卖者。假如我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他的文法改变了吗？
哥白尼或者达尔文的真正成就不是发现了一种真实的理论，而是发现了一种丰富的新观点。
我相信，歌德真正寻求的不是生理的色彩理论，而是心理的色彩理论。
忏悔必须成为你的新生活的一部分。
我从没有一半以上成功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事物，实际上还没有一半，只有十分之一强。这仍然有些价值。我的作品经常只是“结结巴巴”。
犹太人的“天才”仅仅指的是圣人。甚至犹太人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只能算是有才干的人（譬如我自己）。
我认为我的唯一的可以再生的思想有些真理。我相信我从未创造过一线思想，我的思想是从其他人那儿获得的。我热情地，直接地抓住它，将它运用于我的分类工作中。这就是博尔茨曼，
赫茨，叔本华，弗莱格，罗素，克劳斯，卢斯，威林格，施本格勒，斯特佛等人对我产生的影响。能否把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的情况作为犹太人复生的例子呢？——我发明了新的明喻。
我也曾经为德罗比尔模拟过头型，刺激本质上是德罗比尔的工作，我的成就的确还是分类。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是鼓起勇气去完成分类工作：否则它只是一种聪明的游戏。
犹太人必须懂得，从字面意义上看，“一切事物对于他等于空无一物”。然而，这是他特别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没有特别的东西。当你可以变富时，你很难接受贫困；当你不得不变穷时，你更难心甘情愿地接受贫困。
或许说（正确地或错误地），犹太人的头脑没有创造最小的花和小草的力量，他们仅从他人的思想土壤上将生长的花和草拔出来，移植于综合图案中。我们这样说话，不是指出什么谬误。只要所做的事情十分清楚，那一切就是对的。只有犹太人的工作的本质与非犹太人的工作的本质相混淆时，才会有危险，尤其当犹太人作者自己陷入混乱时，更是如此，因为他容易陷入混乱。（他是否看上去神气十足，好象他自己生产了牛奶似的呢？）
犹太人的头脑特别对于他人的作品比对于自己的作品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当我精心地镶嵌一幅画或者把它挂在适宜的环境时，我经常自豪地感觉到这幅画是我画的。这不十分正确：不是“自豪地感觉到它是我画的”，而是自豪地感觉到我协助完戒了它，似乎我画了一小部分。这就象一个天资过人的植物管理员一样，他最后竟认为自己至少创造了一根草。可是，他应该明白，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工作。他甚至对最微不足道的小草的生长过程也全然无知，完全不懂。
一幅画着一株完整的苹果树的画无论多么逼真，在某种意义上不比一株小雏菊更象树。同样，布鲁克讷的交响曲不比马勒尔的交响曲更无比接近英雄时代的交响曲。如果马勒尔的交响曲是艺术品的话，那它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可是这实际上是施本格勒式观察。）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在挪威曾偶然地得到某些我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有这样酌印象，我给生命带来了新的思维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