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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残酷地建立并在实践中解释一个教条：一切孤独中皆包含隐秘的罪恶。
可怜的叔本华其内心也有一个隐秘的罪恶，即高估了他自己的哲学而小看了和他同时代的人。他没能从歌德身上吸取教训，他必须替自己的哲学辩护，要不惜一切代价反抗他的同时代人对它的漠视，以挽救它的生存。因为有一种宗教裁判检查，根据歌德判断，德国人在这方面的造诣非常深，它叫做：牢不可破的沉默。参考歌德的做法，至少能做到一点：使他的主要著作最初版本的大部分捣成纸浆。他的壮举将仅仅因为漠视而付诸东流，这一现实的危险让他陷入了可怕的、难以控制的不安，看不见哪怕一个值得重视的追随者。看着他追踪着任何一点表明自己已经出名的迹象，我们不禁感到悲哀。最后，他大声地、过于大声地欢呼，现在真的有人开始阅读他的作品了，这欢呼几欲令人心碎。正是他身上那些与哲学家的尊严不相称的特征，勾画出了一个为自己最高贵财富担忧的受苦者的面貌。使他痛苦的是，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为数不多的财产，从而不能继续保持他对哲学的那种纯粹的、真正古典的态度。他寻找对他完全信任和同情的人却总是两手空空，最后总是目光忧郁地回到他那条忠实的狗身边。他彻彻底底的是一个隐居者，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来安慰他——而正像在自我和虚无之间一样，此处在有与无之间也隔着相当遥远的一段距离。一个人只要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哪怕全世界都和他为敌，他也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孤独。
唉，我突然发现，你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孤独。哪里存在着强大的社会、政府、宗教、舆论，简单点来说，哪里存在着专制，统治者便会仇恨孤独的哲学家。因为哲学为个人提供了一个任何专制都不能进入的绝好避难所，一个内在的洞穴，一个心灵的迷宫，而这便激怒了暴君们。孤独者们在那里隐居，可是，那里同样也潜伏着孤独者的最大危险。这些逃到内心中寻找其自由的人也仍然必须在外部世界中生活，因而露其形迹，为人所见。基于出生、居留、教育、偶然性以及他人纠缠，他们身处无数的人际关系中。与此同时，人们假定他们持有无数的意见，只因为它们是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任何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都被理解为赞同，任何一个不干脆否决的手势都会被理解为肯定。这些精神上的孤独者和自由者，他们知道，人们总是将他们看作另有所求，而不是在思想，当他们一心追求真理和真诚之时，误解之网包围着他们，尽管他们内心满怀期望，却并不能驱散笼罩在他们行为上的偏见、牵强附会、假惺惺地让步、沉默寡言、曲解之浓雾。这使他们的额头上布满了愁云，必须过一种虚假的生活，在这样的天性看来真是生不如死，因而郁积的愤怒让他们变得暴躁不安、咄咄逼人。有时候，他们为了他们过分的自虐和被迫的自制而复仇。他们面目狰狞地从洞穴中爬出，说着让世界为之震惊的语言，他们很有可能会毁灭在自己手上。叔本华就是如此生活着的。正是这样的孤独者需要爱，需要那样的同伴，在这些同伴面前，他们可以像在自己面前一样活得自由自在，和这些同伴在一起，他们不再需要伪装自己，不再需要沉默寡言。假如你夺走了这样的同伴，对他来说是极具危险的，亨利希·冯·克莱斯特便毁于这无爱的生活。
而对付非凡之人的最歹毒的手段就是将他们深深逼入自我之中，让他们的每一回复出都变得愈加狂暴。毕竟总是存在着一位半神，他承受住了在如此可怕的条件下生活，胜利地生活，假如你们听到了他的孤独之歌，那就请听贝多芬的音乐吧。
每个人的自身中都藏匿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以作为他的生存的核心，而一旦他意识到了这一独特性，他的四周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凡者特有的异样光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如上所述，他们是懒惰的，而在那种独特性上往往系着一副劳苦和重任的锁链，毫无疑问，对于戴着这副锁链的非凡之人来说，生命就丧失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对它梦想的全部，包括快乐、轻松、名声等等。
孤独的命运是周围人馈赠给他的礼物，无论他想在哪里生活，那里立刻就会出现荒漠和洞穴。现在他必须留神，切勿因此而屈服，因此而变得愁眉苦脸，意气消沉。为此他不妨在自己周围摆上勇敢卓绝的战士们的肖像，叔本华便是其中之一。
顿 悟
非凡之人因为其与众不同的思维、与众不同的观点，因此常常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氛围格格不入，以至于大多数非凡之人最后成了孤独的巨人。叔本华是，尼采同样也是，举凡非凡之人大抵都会享受孤独。
人的灵感和天性
谈到对灵感的信仰，艺术家们大都喜欢让人们相信顿悟，顿悟就是艺术家眼里所指的灵感。如同艺术品和诗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基本思想，都是天真发射的一束仁慈之光。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像力是在不断地生产着，产品往往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恰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众多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如果不太严格的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那么他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艺术上的即兴创作同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深切关联。所有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知疲倦地发明，而且同样不知疲倦地抛弃、审查、修正和整理。
艺术上的天才很愿意给人快乐，但假如他站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很容易导致曲高和寡。他端出佳肴请人品尝，可是没人理会。这有时会使他产生可笑的伤感的激动，因为他根本无权强迫别人快乐。他奏响了乐器，却没有人愿意跳舞：这会是悲剧吗？——或许是吧，但作为对这种缺憾的补偿，比起别人在所有其他种类的活动中所体会到的快乐，他毕竟在创造中有更多的快乐。大家觉得他的痛苦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他的呐喊声太响，他太能说会道了。有时他的痛苦确实很大，但那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和嫉妒心太重导致。像开普勒、斯宾诺莎这样的科学天才通常不会这样急于求成，对于自己承受的痛苦也不会如此大肆张扬。他可以有相当把握指望后世，舍弃现在。但如果一位艺术家也这样做，那么他自始至终都是在演一出绝望的戏，演出时不能流露出伤心至极的神情。在极为稀少的场合——当一个人集技能、知识天才和道德天才于一身之时——除了以上痛苦之外，还要增添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可以被视为世上极特殊的例外：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因其同极为困难而远大的认识相连而有其价值（同情本身价值非常小）。然后，我们又通过什么手段来确定它的真实性呢？一切谈论自己这种感觉的人岂非几乎都让人生疑吗？
任何一种伟大的现象都会发生变质，在艺术领域里更是如此。伟人的榜样激起天性虚荣的人们作表面的模仿和竞赛。此外，一切伟大的天才还有一种厄运，便是窒息了许多较弱的力量和萌芽，好像将自己周围的自然弄得荒凉了。一种艺术发展最幸运的情况是，有较多的天才互相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即便是柔弱的天性往往也能得到一些空气和阳光。
我们每一个人无不自视甚高，但我们从没有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画出一张拉斐尔式的草图，或是写出一部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质疑时我们自我解嘲说，这种才能乃是异乎寻常的奇迹，是极为罕见的偶然。当然，如果你信仰某种教派，你甚至有可能会说这是天赐的恩惠。所以，我们的虚荣心和自爱心促进了天才迷信：只有当天才被设想得离我们很遥远，他才不会伤人（即使是歌德，这位毫无嫉妒之心的人，不也将莎士比亚称作他的最遥远高空的星辰。在此，不妨回想一下那句诗：“人不会渴慕星星。”）。然而，假如不去理会我们虚荣心的暗示，那么，天才的行为看起来和机械发明师、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战术家的活动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假如我们设想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积极地朝一个方向，始终热烈地注视着自己和别人的内心生活，到处发现素材和灵感，不知疲倦地组合着自己的方法，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一目了然了。天才所做的无非是学着奠基、建筑，时刻寻找着原材料，时刻琢磨着怎样加工。
人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异常复杂，不单纯只有天才的活动如此，但并没有哪一种活动是横空出世的“奇迹”。——仅仅在艺术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中有天才，仅仅他们有“直觉”，这种信念是因何而产生的呢？（“直觉”似乎成了他们的一副眼镜，拥有神奇魔力的眼镜，借此，他们可以直接看到“本质”！）显然，人们只有在这种场合下谈论天才：巨大智力的效果对于他们是极为令人不愉快的，让他们无意再嫉妒了。称某人为“神圣”意味着：“在此我们不必竞争。”再者，所有完成的、完满的东西都是令人感到惊奇的，相反，一切正在制作的东西都是遭人小看的。没有人能从艺术家的作品上看出它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他的优越之处，因为只要能看到制作过程，人们的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完美的表演艺术拒绝对其排演过程的任何考察，而作为当下直接的完美作品产生强烈效果。因此，表演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最先被视为是有天赋的。
我们之所以对那些伟大、卓越、多才多识的智者顶礼膜拜，是因为我们肤浅地认为这些才智之士是超人的源泉，具有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