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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她说；“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须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么。”
“你必须知道。我不想我们一开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宁愿亲口告诉你。”
“如果那会让你觉得好一些，你就告诉我吧。但是它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电话那端沉默了好久。“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跟一个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时我十八岁……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们同居了将近一个月。弗吉尼亚所有的阿富汗人议论纷纷。”
“最后爸爸找到我们。他站在门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说我恨他……”
第十二章（7）
“不管怎样，我回家了，并且……”她在哭，“对不起。”我听见她放低话筒，擦着鼻子。“对不起，”她又开始了，声音有点嘶哑，“我回到家里，发现妈妈中风了，她右半边脸麻痹……我觉得很内疚。她本来不会这样的。”
“过后不久，爸爸就举家搬到加利福尼亚来了。”跟着一阵沉默。
“你和你爸爸现在怎么样？”我说。
“我们一直有分歧，现在还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她停顿，“那么，我所说的让你为难吗？”
“有一点。”我说。这次我对她说了真话。我不能欺骗她，在听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后，说我的尊严毫发无伤是假的，毕竟我从来没把女人带上床。这让我非常为难，但在让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而每次到最后，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我凭什么去指责别人的过去？
“你很为难，要改变主意吗？”
“不，索拉雅。没那么严重。”我说，“你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想娶你。”
她又哭起来。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开了，说出来了，得到解决了。我张开嘴巴，差点告诉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对他说谎，把他赶出家门，还毁坏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谊。但我没有。我怀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里都比我好得多。勇气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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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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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它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它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
结局（1）
我与索拉雅结了婚，然后爸爸去世，生活如常，直到有一天接到电话。
2001年6月
我把话筒放回座机，久久凝望着它。
“你脸色苍白，阿米尔。”索拉雅说。
“我得去一趟巴基斯坦。”
她当即站起来：“巴基斯坦？”
“拉辛汗病得很厉害。”我说着这话的时候内心绞痛。
“叔叔以前的合伙人吗？”她从未见过拉辛汗，但我提及过他。我点点头。
“哦，”她说，“我很难过，阿米尔，要我陪着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挂电话之前说了这句话。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一周之后，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与拉辛汗的会面，让我陷入极度的震惊中。哈桑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知道我要把他正在受难的孩子找到。
想办法救出哈桑的儿子，想办法把他带到美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我终于把哈桑的儿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让他飞离那业已过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生活之中。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我从未离开这么长时间，当她双臂环住我脖子的时候，我闻到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样高，拉起他的手，笑着对他说：“你好，亲爱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泪水的模样，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她该会是什么样的母亲。
索拉博双脚原地挪动，眼睛望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看着我们，神情冷淡。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阳光打在哈桑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看到索拉博，雅米拉阿姨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我替你织了这个，”她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
用过晚饭之后，将军放下他的叉子，问：“那么，亲爱的阿米尔，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这是什么问题？”雅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人们会有疑问。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
我转向将军，“你知道吗，将军大人，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字叫做哈桑。现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发上那个男孩是哈桑的儿子。他是我的侄儿。要是有人发问，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
结局（2）
他们全都瞪着我。
“还有，将军大人，”我说，“以后我在场的时候，请你永远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大家默默吃完那顿饭。
如果说索拉博很安静是错误的。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
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来自洞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忍气吞声地照单全收。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人跟我们共同生活，而心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有时候，在市场或者公园里面，我注意到人们仿佛甚至没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并不存在。我曾经从书本抬头，发现索拉博业已走进房间，坐在我对面，而我毫无察觉。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起周围的空气。多数时候，他选择了睡觉。
索拉博沉默的时候，世界风起云涌。“九一一”之后，美国轰炸了阿富汗，北方联盟乘机而进，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突然间，人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收银，谈着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阿富汗人的羊皮帽和绿色长袍变得众所周知。
索拉博依然梦游般地度过这段日子。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个阴冷的雨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我带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参加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阿富汗人聚会。上个月，阿富汗终于征召将军回去履任一个大臣的职位，他两个星期前飞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装和怀表。雅米拉阿姨计划等他安顿好之后，过一两个月再去和他团聚。
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下午，雨晴了，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一阵寒风吹过公园。更多的家庭来到了。阿富汗人彼此问候，拥抱，亲吻，交换食物。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是同学，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尔，看！”
她指着天空。几只风筝高高飞翔，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夺目。
“去看看。”索拉雅说，这次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
我买了一只黄色的风筝。我试试风筝线，像过去哈桑和我经常做的那样，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拉开。它被血染红，卖风筝那人微微发笑，我报以微笑。
我把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