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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唯心主义,应该彻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泽东重视,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彻底清除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崇拜心理,就必须彻底根绝胡适作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响。于是,毛泽东突破红学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壶(胡)地把矛头转向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思想余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壶(胡)、倒壶(胡)、砸壶(胡)、摔壶(胡)等一连串的除壶(胡)运动。
此次批胡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泽东,从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伐。这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本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的轰击通过香港等左派报刊陆续传到美国为胡适所知,胡对郭的做法开始尚摸不着头绪并有些恼怒,后来仔细想想也就明白和释然了。对于郭氏的为人,胡曾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20'当年郭沫若满怀喜悦之情拿着夹肉的筷子跳起来了,而如今却非常严厉地批判起胡适来。胡适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戏和作秀一样的被热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与当头棒喝。 。 想看书来
再掀高潮(2)
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21'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作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他以严厉批判的方式表示对昔日朋友的无情,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当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对跑到美国的胡适以及最高领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态度自是更加理直气壮与豪气万丈。
继郭氏之后,号称正宗的“马列主义史学健将”的范文澜,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胡大会上,已是62岁高龄的老范头发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22'
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残存于大陆的“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并把手中的钢笔或圆珠笔当做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纷纷投掷而去。
同年12月,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在《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长篇檄文中,用他那与众不同的“天才”笔法,先声夺人,上来就是一个大问号:“胡适是什么样的人?”紧接着回答:“胡适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说过‘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罗列了一系列胡适如何混账的“证据”之后,李长之着重指斥胡适“到处贩卖个人主义”,“他把个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认为日本之所以一跃而为‘强国’,‘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因此,他有‘传记热’。由重视个人而藐视群众,敌视群众,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实,这就是胡适的发展道路”。最后,李长之以他一贯的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状:“是的,‘短兵相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战斗!迎接这个包括自己思想在内的战斗任务!” '23'
战火已经燃起,短兵相接了!作为与胡适最亲近的门生故旧也该投入战场,撕破脸皮真刀真枪地直接展开肉搏,给“当今孔子”胡老师放放血了。向来受到胡氏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率先站出来发难,说:“1950年,我又从家乡回到我的单位。那时陶孟和先生已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来南京,对我说胡思杜写有篇《我的父亲》同胡适划分界线,写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时初解放,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分界线。而胡适的问题却正在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即去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我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24'。 最好的txt下载网
再掀高潮(3)
出生于广西贵县的罗尔纲是胡适众所周知的得意门生,1930年于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家做徒弟。时胡适已辞却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移家北平,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罗在“适之师家的工作,是辅助祖望、思杜两弟读书,和抄录太老师铁花(讳传)先生(1841—1895)遗集”。 '25'此项工作完成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后回到贵县老家。1934年,罗尔纲重返胡府,这回胡适没有给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偶尔让罗帮一点抄抄写写的小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氏开始涉猎晚清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的学术研究,胡适耳提面命,苦心孤诣地栽培。罗尔纲进出胡府前后两次约五年时间,学问大长,并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受到业内行家的瞩目。1934年10月,罗进入胡适为院长兼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员,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战军兴,罗尔纲先回家乡贵县,后经胡适与陶孟和商量,辗转来到昆明,继之迁四川李庄门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清代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经过数年苦心钻研,终成闻名中外的清代军制和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1943年春天,青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之约,写了一篇跟随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情谊至深的自传式传记《师门辱教记》,全篇约4万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单行本。关于此书因何取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后来有一个专门说明,谓:“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地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的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发现,我也和当时的人们一样以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把此书叫做《师门辱教记》。”又说:“适之师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时30分把书送去,到12时下班回家,就接到条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吴晗陪我出来说他听了也惊怕。……当时的情况,我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吴晗却是坐在适之师书桌对面的客位,适之师只训饬我一人,并没有对吴晗说。适之师晚上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了。由于当时认为适之师的教训完全对,我是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名叫为《师门辱教记》。”'26'
罗尔纲所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2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