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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之游让王阳明看清了道家和佛家各自的局限，同时又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此时的北京在正流行诗文复古运动。这是一场由李梦阳、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的文学改良运动，同环绕在内阁首辅李东阳周围的“茶陵诗派”针锋相对。
李东阳绝对是愤青的偶像，他傲睨当世，曾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氏，他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张氏两颗牙齿。
前七子中另一个何景明更变态。此人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只便桶去赴宴，席间竟坐在便桶上读书，以示对时人的不满。
这帮人之所以这么傲然不屑，一是有资本，二是文坛确实死气沉沉，让人难以忍受了。
李梦阳行文自由、感情真挚，最可贵的是能直抒胸臆、针砭时事，曾激愤地写道：“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很有点韩寒的味道。而何景明更是在《东门赋》中通过一对濒临饿死的夫妇的辩说，得出了“潜寐黄泉，美谥何补！”的结论，鲜明地亮出了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教条的旗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问题是李东阳也是大文豪，人4岁就能写径尺大字，乃至景帝朱祁钰召试时竟喜而抱至膝上。
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李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神童足短”，李东阳随口对答：“天子门高”。临考时，李东阳坐上考席，父亲站在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当即作对：嫂溺叔援（嫂嫂落水小叔子去救），权也。
此时，朱祁钰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便以此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略加思索，对以“蜘蛛满腹经纶。”朱祁钰喜而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从天顺八年中进士起，李东阳立朝五十宰，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内阁首辅，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由于文官集团在成化朝饱受黑恶势力的摧残，或贬官或隐退，一度与皇权产生了距离感。等到老好人朱佑樘一上台，文官们都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又来了。于是，左愤右愤纷纷登场，与皇权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这从李东阳对宪宗朱见深和孝宗朱佑樘流露出的不同感情就能看出。
李东阳为这两个皇帝分别撰写过悼词，孝宗的悼词极尽赞美，比如：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
而之前给朱见深开追悼会时，李东阳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不能说“*甲天下”吧？于是只好绞尽脑汁编些空话来凑数。实在编不出，就把后代拉出来凑数，说些“欲知圣泽远，圣子复神孙”的鬼话。
因此，孝宗朝的李东阳虽然也痛陈朝野弊端，却从未表示过对朝廷的失望。相反，这恰恰是他求治心切，追慕三杨和仁宣之治的内心写照。因此，李东阳继承三杨衣钵，续写僵硬空洞、华而不实的“台阁体”诗文的举动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当时的朝廷被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先朝旧臣，另一代是当朝新进。就跟现在的80后骂90后是非主流脑残小Loli，90后骂80后是宅男腐女伪小资一样，弘治朝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新生代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不像李东阳那拨人因为经历过天顺、成化两朝的政治环境、人世风波，人格已变得干练老成，而是充满了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这帮人搞文学复古就跟现在的很多小青年穿着汉服到处乱跑一样，其本质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李梦阳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公开指出国家已患元气之病，不改必亡。
李梦阳开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复古。他认为唯有复古才能振作士气，革新朝政。而王阳明的设想更彻底、更全面，他要从改造思想意识入手，使士人树立起求圣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
可惜，李梦阳一帮人在京师搞得轰轰烈烈，王阳明微小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复古潮流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见踪影。
国人徒好标新立异、盲目跟风，所谓复古，所谓国学热，不过是叶公好龙，得其皮毛，形式大于内容罢了，自古已然。
失望至极的王阳明决定告别政治、告别文坛，他上疏皇帝，回家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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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朱陆异同
阳明回到绍兴，在会稽山上的阳明洞搭了个房子，摒弃俗务，专心修炼导引术。导引术是一种神秘的养生术，和现在的气功类似。据传，王阳明由于长期在洞中修炼，获得了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
一日，阳明在洞中静坐，几个朋友来访，还没到山门，就看见他的仆人前来迎接。众人惊愕不已，都以为王阳明快得道升仙了。
阳明在会稽山留下很多诗作，比如“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 “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 他一度想就这么神超形越，世外悠悠隔人间了。然而，就在他准备挥刀斩断一切俗念，了却尘缘，魂归自然的霎那，一个念头蓦地在脑海中闪现：我能舍弃一切，但我终究无法舍弃亲人。
王阳明毕竟是读孔孟之书长大的，深知天伦不可违。而且，即使在远离庙堂的山水之间，依然有“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的诗句，可见其终究不忘“王公”。
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解释心学为什么被人看作是儒家和道家的结合。很多人把儒和道简单理解为入世和出世是片面的，孔子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道家也不是简单地跑到山里躲起来你就修道了。
老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一句：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不妄为。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因为每一人都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目标不能实现的纠结中，这就需要时刻调整心态。老子肯定追求目标，但同时强调行动不要刻意，做作，心态要自然，学会主动放弃不可能改变的事物。心学中权变的智慧正来源于此。
其实，陶渊明的一句诗很好地注解了道家思想，那就是：结庐在人境。结庐在山野的未必是修道之人，人境才是重点。
第二年，王阳明移居西湖，心情渐好，复思用世。他听说虎跑寺有一个僧人闭关三年，不语不视，觉得不可思议，便登门拜访。
和尚如果然泥塑一般，岿然不动。阳明想测试一下他，大喝道：“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和尚被吓得跳了起来，睁开眼睛同他交谈起来。阳明问他家里情况，和尚说还有一个老母在。阳明又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想念母亲吗？”和尚愣了楞，道：“无法不想。”
王阳明笑了，给他讲了一番“爱亲本性”的道理，听得和尚眼泪哗哗地淌，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哭着谢过阳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阳明也回到北京，销了假继续当他的刑部主事。
不久，机会来了。已经小有名气的王阳明被派到山东去主持乡试。
齐鲁之地，圣人之乡，又是选拔人才的工作，王阳明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了。
于是，当年的山东考生们集体抓狂了。因为当他们拿到试卷时，发现第一题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句话是孔子他老人家说，意思是：大臣嘛，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
放明朝，这句话是很犯忌的。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周天子根本没人鸟，八佾舞于庭成了家常便饭，僭礼之事随处可见。那么OK，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礼了，底下的贵族还有对其死谏到底的必要吗？
到了战国，形势更是每况愈下，孟子同学愤怒了，骂骂咧咧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见，儒家的原教旨是反对愚忠的，归纳起来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于是，朱元璋反感孟子，派人删节《孟子》一书就显得天经地义了——“民贵君轻”也就过过嘴瘾罢了，剩余价值理论也就用来批判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罢了，你还很傻很天真把它当真了？
然而，王阳明首场就出这样的题是颇具深意的。
对比宋儒里的理学代表朱熹和心学代表陆九渊不难发现，理学的要求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外在事物归纳总结得多了，经验值攒够，你就升级了。
那么，这种从外向内的修身路数到底有什么问题？
很简单，因为格到什么程度才能升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就出现了心与理无法合一的问题。这就跟天天提“保持党员先进性”一样，你就是说破了嘴，也有人当耳旁风，心、理终判为二。
于是，朱熹自认为很扎实的学问在陆九渊看来都是虚的。九渊同学早就说了，小朱啊，你那套理论都是“歧出和假借”，支离而空洞，是“道问学”，于身心性命无关，最多也就成个专家学者，对学术文化有所贡献，而于道德践履，成圣成贤没什么鸟关系。
陆九渊认为成圣之学是内在的感悟，是人格的完成和践履，由内而外，达到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而与知识多寡、学问深浅并无直接联系，这也是后来王阳明“人人皆可成圣”的由来。
一言以蔽之，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就是“为学”和“为道”的区别。
朱陆之争从“鹅湖之会”始，终二人一生。几百年后，理学因官方的吹捧而成为显学，但问题终于慢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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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个理学达人
原儒并不反对追求利益，《中庸》里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语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名扬四海，位高权重，富甲天下，寿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才德与禄位并不完全对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孔子的思想品德肯定能打100分吧？但此人一生却颠簸流离，教书糊口，被后人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