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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贫下中农往死里剥削？
问题远非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这确乎委实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更恶劣的是，即使这么低的税赋，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诡寄、虚冒，具体内容，可以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
即使抛开这些人为的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经济学中有个“拉伐曲线”，它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没有比这再正确的了。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衣的都是富人啊，不宰白不宰。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而且现实生活中那种越富越抠的人并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了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者克扣工资，或者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这么看来，明朝的普遍低税政策不是挺好的吗，藏富于民，和谐稳定？
这个问题可以用当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来分析：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
资源是有限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有人Happy自然就有人Unhappy。
最不爽的自然是文官集团，想想也是，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对月长叹，把别人泡美眉、打网游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圣人经典的咬文嚼字、穷思冥想之中，不就图个一朝为官，享受人生吗？结果朱重八太不地道了，定了个奇低无比的工资标准恶心人，上传到网上去都没人信，还被骂为五毛党，天理何在？
问题是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慨，“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只是一个定性的结论，如果要做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八卦一下海瑞同志的私生活。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时，实际领到手的工资是12石大米，27两银子和360贯钞，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点俸禄刚够养活6个人，而海瑞一大家子加上仆从，衙门里需要赏赐的小吏又何止区区六人？何况海瑞是回民，不吃猪肉，又喜欢自己种菜吃，极少应酬，生活方式比较自虐，非常人可比，都过得捉襟见肘，其他官员，如之奈何？
如果中国式的大家族观念弱化一些，每个官员只需赡养二老及其妻子，而没有那么多攀附其上的混吃阶层，情况还能好些。
可惜没有如果，文官集团的突围变成了老百姓的灾难，一套潜伏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之下的“亚财政”开始大行其道，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遍地开花。
那么不收行不行呢？不行。知县不收无以进知府，知府不收无以进藩司，藩司不收无以进巡抚，巡抚不收无以进京官，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此风一开，便不可止，只能愈演愈烈，成为大明朝无法根除的一个痼疾，只等爆发之日的到来。
不用等太久，说来就来。
41 二王PK
由于明朝实行军屯制，武官世袭，承平日久毫无战斗力，能打的没几个，因此不得不倚仗文官来领兵。
文官带兵怕就怕纸上谈兵，懂兵法而不懂实战，酿成袁崇焕式的悲剧。事实上兵部上下那么多官员里，长期以来最不缺的就是高谈阔论之徒，这帮人天天盼着打仗，聚在一起个个都是战略家，但凡听到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戴好军事专家的面具，跳出来评头论足一番，这个认为中国可以说不，那个认为中国不高兴，好像全中国人民就他们几个醒着似的。
王琼作为兵部尚书，是个优秀的战略家，却也没有实战经验。不过没关系，王琼当过吏部侍郎，眼光是很毒的，看人是很准的，他注意到了王阳明。
虽说都姓王，但这俩人之前的生活轨迹几乎没有交集。王琼是个低调务实之人，靠长期治理漕河取得成绩升任河南布政史、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吏部侍郎，直至兵部尚书。可以说一路走来凭的都是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典型的工科男。
工科男王琼之所以会青睐文科男王阳明因为两件事：
一，王阳明十三岁就单枪匹马跑到居庸关，并射箭赶走了蒙古人；
二，王阳明喜欢钻研兵法，经常以果品盘碟布阵，督造王越墓时以兵法节制民工。
这就OK了？是的 ，这就OK了。
这两点至少说明了他有胆识，有追求，有准备，有意愿，这就够了。至于到底能打不能打，打之前谁也不知道，就跟你很难从外表上判断一个女人是处女还是非处一样，只有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兵道即诡道，讲究不按常理出牌，王阳明没有大多数文官身上那种迂腐之气，这也是被王琼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意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半个月后吏部收到一封《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
王阳明要辞官。
理由上疏中写得明明白白：臣自幼失慈，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见为诀。去岁乞体，虽迫疾病，实亦因此。
明朝版《陈情表》。
阳明不是郭小抄，没有照搬《陈情表》，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振振有辞，让吏部的官员们再次领略了中国语言的魅力：臣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待罪鸿胪闲散之地，犹惧不称；况兹巡抚重任，其将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
伏愿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轻，地方之重寄不可苟；体物情之有短长，悯凡愚之所不逮；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悯臣之愚，不加谪逐，容令以鸿胪寺卿退归田里，以免负乖之诛。臣虽颠殒，敢忘衔结！
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南赣巡抚还不错，虽然苦点累点担风险，但总比在南京鸿胪寺卿任上混吃等死要好的多，既能满足他建功立业的欲望，也可向世人证明一下自己的学术主张。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敌不过一条，仅此一条，便足以构成阳明拒绝的理由——今日之贼即昨日之同胞，磨刀霍霍向同胞，有悖我心之理。
不过，王琼看准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撒手的，一场心战就此爆发。
一个月后，圣谕下达，催促王阳明赴任，阳明继续上疏请辞。
半个月后，兵部又下批文，语气颇重：地方有事，王守仁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阳明再打太极。
徐爱有点看不下去了，劝阳明接旨。
王阳明犹豫了。
为了节省军饷，以往朝廷用于*南赣之乱的军队都是由广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的土司中选拔的狼兵。狼兵凶狠顽劣没人性，吃苦耐劳性价高，用起来很顺手，所以朝廷喜欢用，经常用。
于是当地民众出离愤怒了。
农民军落草为寇成了山贼，很快适应了山里的地理环境，并集体发扬游击战术，狼兵虽猛，不跟你正面交锋便是。因此，狼兵一到，山贼就潜伏不出，狼兵一走，又出来活动，气得狼兵七窍生烟，一腔怒火都发泄到当地良民身上，没剿着匪，便打家劫舍，搞得百姓怨声载道。
专制政府的死穴就在于其治下民众的情绪没有一个宣泄口。对*政府而言，你不喜欢执政党没关系，下次投票选在野党总行了吧？而专制政府的执政党承担了民众所有的不满，发展到最后连某人家门口的路没修好他也要骂上政府两句，如何能够避免社会的动荡不安？
明廷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老百姓的观念很朴素：作为政府，打劫是正常的，但趁火打劫就不好了。狼兵的所作所为就是趁火打劫，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纷纷投入山贼的怀抱，成为山贼的密探。这些人化妆成巡抚衙门门口的算命先生，卖水果的阿姨，更猖獗的直接打入政府内部，或为书吏，或为保安，全面监视官府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给山贼。
南赣的形势早已失控，阳明的内心纠结矛盾。
有犹豫就是有问题。问题在哪？
心与理终判为二，知与行不能合一。
心即是理没有错，但它需要“行”来检验。
要苍生还是要大义？这是一个问题。
OK，你可以说我要苍生，坚决不与人民为敌，不去南赣。
然而你不去，那里就是狼兵的天下。狼兵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一路烧杀抢掠便是，你一个撂挑子的行为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更多无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
怎么办？
那些彷徨踟蹰的岁月里，陪伴阳明的是徐爱和黄绾。
徐爱说，孔子也曾诛杀少正卯。
黄绾说，孟子云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
难道王阳明不知道这些？
他当然知道，甚至知道的比翰林院那帮皓首穷经的学究们还多！
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笑话，“心即理”早已悟透，不敢说老少咸闻，至少也是天下耸动，弟子影从，“未知”二字，从何谈起？！
从黄绾谈起。
黄同学从认识王阳明第一天起就对阳*学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各种质疑，极端时甚至毫不客气地将之比作佛老，指责其教人避世。
黄绾不明白的是，王阳明欲矫程朱之枉，不得不过正，不得不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告诉世人：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不在外部世界，不在官职高低，权势大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