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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几项竞赛，他们都很高兴，还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生怕自己落后了。为了节约用纸，老二李昊的笔记本上的字总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用的废纸几乎看不到一处空白的地方，白色的纸张成了蓝色的了，好像蓝纸画了几道白印。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吧，三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几乎被他们承包了，我们就会腾出一些时间把劳动投入转化为货币增值。
生产队的分值（10分的价值）越来越低了，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是尽人皆知的天方夜谭。生产队墙上工分表的名字不下七八十人，而真正下地干活的往往不到一半。你看，队长、会计、饲养员、大队的兼职干部、看青的，都到这个墙上记工分。还有被大队和公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抽调的，什么治安的人保组、武装民兵训练……都在墙上坐享其成，且风雨不误的记工分，满勤。更有和领导沾亲带故的，找个理由就干光记分不干活的差事。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给日本人干事还要“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由此而来。
忙铲忙割的季节，生产队的人手严重不足，就把妇女当成了生力军来使用。孩子的妈妈正是受命于这个危难之时，再次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几十名男女劳动力下地干活，成了“打头的”。在旧社会，打头的就是领着伙计干活的，新社会把打头的封为组长，社员还是把他叫做打头的。她当了打头的，生产队每一天多给她记一分，一年300多分只不过值一二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收入吧。
眼看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念的费用也与日俱增，这样混下去无疑是“坐以待毙”。1978年秋，公社领导以照顾干部家属为由，她去社办企业公社的服装厂上班了，每个月可以挣六七十元，一年就能顶上生产队两三年的收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心花怒放，苦累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家离公社25里，她要起大早贪大黑地上下班。风和日丽还可以，顶风冒雪就苦不堪言了。每一天到家后都是一身汗水，但为了挣钱，总比死了猪流泪水要开心，也总比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只能领回口粮和柴草要好。
服装厂的活计很累，赶上服装急需出厂更要打夜班赶任务，一个星期得有两三天熬夜。那时就不能回家了，只好住在厂子里，十几个人挤在5米长的土炕上，或者到附近的工友家里过那后半夜。这样，没家里的事和孩子就得有我照看了，天各一方，公私不能两全。有时候我也不能回家，下乡蹲点在村上，家基本就唱“空城计”了，扔下3个孩子吃得如何、睡得怎样，你就可想而知了。
1981年，服装厂在“大家拿，拿大家”的人祸中寿终正寝了，她也解除了奔波的劳苦，疲惫之躯还未来得及休整，忧虑之心又沉重了。因为家庭收入的逆转之势就迫在眉睫。就这么一项“额外的收入”，现在又“绝源”了，相当于塞翁失马，但不知道是福是祸……
2 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2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服装厂倒闭了，欠下一大堆工人的工资，就以成衣按市场零售价顶替，不管你什么适用不适用的。工人只好手拿一大堆服装到集市上去销售，成了服装厂尽心尽力的义务销售员。我家得到的是10来条清一色的蓝色裤子，没有一条适合家里人穿用的，卖又卖不出去，只得将就穿了。父母、我们和兄弟妹妹出出进进全是一个颜色一种制式，犹如某行业的行服了。自己都觉得好笑，还得向不知情的人做个解释，否则就有偷盗之嫌。
没下岗前，她在服装厂负责质量检查和组织生产，队服装生产和管理及工艺流程谙熟，工作上也很投入。现在突然间刹车，有点茫然失措无所事事，更觉得无路可走，整天呆在家里忧心忡忡。
那一天，忽然有一家私营服装厂的老板登门来聘请她做厂长，塞翁失马后果然有了意外的福分。
老板是邻村的，我们认识，他姓宋名佐英，是解放前这里名绅宋钦侯的孙子，排位老三，人称宋老三。
宋氏服装厂鼎盛之际有几十号人从业，乡内外很有些名气。由于缺乏管理人员，效益一直不是很好。公社的服装厂一解体，倒是成全了他和她，就近的技术工人也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宋老三的企业正蓄势待发。
她重操旧业，负责企业的生产和产品质量。宋老三出手大方，给她每个月150元的工资，是原来企业的一倍。
宋老三大有其祖父的遗风。他手里有了钱，不思企业的管理与发展，整天和一帮食客泡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猜拳行令，以示仗义，好像自己就是孟尝君。
宋老三最大的特点除了嗜酒，就是嗜，都如命。他看了很多的，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他看就像小孩看连环画那样入迷，你抢都抢不下来。有时候他怕别人打扰他看，竟然爬上房顶看，一看就是半天，不许别人打扰他。等他看饿了下得房来时，所有生产上的事已经耽搁多时了。该他表态的事，你找不到他；去沈阳本该一天办好的事，他三天也办不完。酒喝足了才想去办事，头又涨腿又软。就这样，大好的时光和机会白白地流失，一次次地一闪而过。不到二年，好端端的企业被他自己泡黄了。欠下工人的工资很少有人去向他讨要，要不来还得惹一肚子的气，只好自认倒霉。
宋老三总算在破产之后给大儿子办完了婚事，老两口子领着女儿和小儿子背井离乡去了新城子区居住。所以这样，一来可以躲债，二也是为一家人谋个生路。这会他倒是勤快了，起早贪黑地卖起了血豆腐，无奈浪子回头为时晚矣。不久，他得了重病不治身亡客死他乡。听到他的噩耗后，我和孩子的妈妈去看望抚慰他的遗孀。她泣不成声，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劝告。
当初，宋老三把生产和质量管理交给了孩子的妈妈，而销售和财务已对外联络交给了一个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人心计甚多，又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来二去，所有的企业机密，全都被她了如指掌并为己所用。此时的宋老三成了一具枯死的躯壳，她却借机壮大了自己，进而取而代之。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没有死去，而是换了一个姓名，依然走宋老三原来疏通好了的渠道。
宋老三为人豪放豁达更是血性，缺少的是身体力行和任人唯贤。他之死令人怜悯又使人叹息。我们空有辅佐之心同情之意，只是难以越俎代庖，也是鞭长不及马腹。
孩子妈妈再次失业不那么处心积虑了，久经的磨砺使她对就业下岗的轮回已成为司空见惯。几年间，她去过大韩家窝铺的吴家、燕飞里的刘家，为他人作嫁衣裳，倒也没有清闲过。她像个游击队员，神没鬼出的，左邻右舍还以为她在公社的服装厂上班，钱一定没少挣。
1985年，罗家房乡私营企业纷纷停下了脚步开始喘息。这些企业都是靠原来公社趟出来的路子走老关系的。改革开放一活跃，这些关系的链条松动得不能链接在一起了，私营企业局成了无水之源，一天天地枯竭了。
这时，大孩子已经考上了新民省重点高中，其他两个孩子也正沿着这条路向前冲刺。于是，钱又一次对我们警钟长鸣于耳际。
3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更需要钱。我一个月180元的工资怎么能经得起他们的“你争我夺”？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异想天开的来钱道——养鹅！
1985年盛夏暴雨连绵，辽河的洪水已淹没了所有的河滩地，水还继续地上涨。既然决定养鹅，就不能再犹豫了，天塌地陷都不会改变，害怕洪水吗？
那天上午9点，辽河又出现一次大的洪峰，我没有理会，带上一些钱独自骑车直奔铁岭。我不知道去铁岭的近路，即使有近路也被洪水阻隔了，只好走大路。走大路要经过新城子和清水台，然后90°大转弯再向北直行，也就是走哈大公路。这条路只听说过但没走过，就边走边问路。中午过后，总算来到了铁岭，单程150华里，还不算在铁岭市内绕来绕去的路程。
到铁岭买鹅？是的，那里有纯种的昌图豁鹅。铁岭的畜牧研究所是昌图豁鹅的提纯繁殖基地。要是在铁岭买不到的话，我就去昌图，狠心了。
还好，经人指点我找到了畜牧研究所，到那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研究所在山上，本来一路疲惫不堪却又要上山，两条腿酸得直打颤。到那才得知，今年最后一批鹅雏还没有孵化出来，但我毕竟赶上了末班车，忘记了劳累。按研究所的规定，当下我交了预付订金，心里踏实多了，没白跑一趟。
本该在铁岭住一个晚上好好地休息一下，一想起辽河发水我还是回去了，立即返回。
回来的路上自己告诉自己，累了就慢些骑。可一上自行车则心不由己了，恨不得一步到家。出了铁岭市区，才觉得饥肠辘辘，只好停下来在路边的小吃部用电便餐。吃过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想起离家至少还有130多里路，没有休息就又路了。
这会则是身不由己了，想快骑也不行了，两条腿比木头还硬，往下一使劲脚和腿还有膝盖无处不酸疼。好不容易过了新城子来到了六王屯，天已经黑了下来。
二妹妹就住在六王屯，我没到六王屯的时候就打算在她家住一宿，实在走不动了。可到了那，我的主意又改变了，转念一想家里大人孩子一定惦记我，涨这么大的水她们能放心吗？掏出烟，抽了一支继续赶路。
过了六王屯，途中有个叫八间房的村子离石佛寺20多里路杳无人烟，一片荒凉。为了预防不测，我下车捡了几块拳头大的石头带上，万一有劫匪也够他招架的。
黑夜和那路一样的宁静，只有自行车和路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死一样的寂静。天上的星星眨着眼，哆哆嗦嗦的，不是的躲藏。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灌木丛古里古怪的，看不清枝叶后面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