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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很体面地把儿子媳妇娶进家门，非要把本来可以住下去的三间砖瓦房扒掉重盖个北京平。二哥默不作声，心里不是那么情愿，但也只好听之任之，他和我六大爷一样凡事都听女人的。我不忘六大娘对我的嘱托，就很委婉地同她理论利弊。二嫂表面上答应了，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可背地里却在热火朝天地编制盖新房的程序。
儿子结婚、翻盖新房，都是大宗的消费，对于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那可是天文数字了。他们手里那点积蓄想办成两件大事，简直是杯水车薪。后来我服气了，觉得二嫂和她的婆婆一脉相承，集成了她居家过日子的所有衣钵，只是没有我六大娘能说会道而已。手里没有钱，他就到处张罗，求亲靠友，拆东墙补西墙，这不是当年六大娘办事的翻版吗？大有“秦制萧随”的味道。
我不再对她家的事“参政”了。先是翻建新房，欠下一笔巨债，到了迎亲的时候早已两手空空了。我不忍心看他们债台高筑，还是那个宗旨，得对得起死去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姑娘家不挑剔，婚礼的规模越小越好。我说：“你们家小门小户的随往少，过于铺张就是浪费，再说了，礼尚往来，收了人家的钱，早晚是要还过去的，何苦拿钱买那张脸呢……”
二哥说的不算数，二嫂心中自有其数，一意孤行。
孩子结婚那天，她依然我行我素，几乎满天的贴告示，请了那么多不该请的客人来“捧场”。结果，酒席预备了不少，到场的人却不多，当场就赔本了。
为了给儿子弥补孙子办喜事落下的亏空，六大爷又去了沈阳一家养鸡场打更了。六七十岁的人了，还要自己照顾自己，实在是无奈之举。在家的时候，他自己都不会做饭，现在只好将就了。就这样，他身心都很累，很难把自己照顾周到，大祸就临头了。
1月2日我公休。刚刚吃过早饭，二嫂就慌慌张张地闯进门来报丧。我很吃惊，一面安慰她不要着急，一面让她通知应该通知的人。
十几分钟过后，我和二哥的几个妹妹都到了二哥家里，屋里屋外乱作一团。
二哥二嫂和他家的妹妹们都被这突然的噩耗击昏了，个个不知所措，二嫂恳请我出头露面和鸡场方面交涉。我当即对她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到现场不要“七三八四”地乱讲话。我的思路很清晰：首先要确定死因和责任，而是求得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可以多得到一些补偿，尽快了结后事，少劳动活人……
这一次二嫂还很听话，她不言不语，甚至我不让她哭，她都不哭一声。
经公安部门鉴定，六大爷死于1月1日半夜11点至12点前，系煤气中毒所致。按当时的责任事故的界定原则，场方的责任不大。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养鸡场给于六大爷的“补偿”比同类案件要多许多了，算是仁至义尽吧。在交涉中，我们保持一种“严肃”的态度，但没有一点无理取闹的成分，这是对方没有想到的。对方对我们的态度和做法十分敬佩而感动了他们，处处都做了最大的让步，多给了六大爷1000多元的“丧葬费”，那时他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职工的工资也是这个数额。这就叫“争之不足，让之有余”吧，悲情中我们掌控了主动，“悲中有喜”，何再必搭进去不尽的烦恼烦躁。
六大爷火化后和六大娘合葬了。二嫂原想把六大爷的骨灰安放在家门口祭奠一下，背我说服了。古语说得好：穷儿不可富葬。
四大爷得知他二弟的死讯，更是一番感伤，他是在沈阳见到他弟弟的骨灰的。对如何安排后事，我和他探讨。他深知侄子李巨元的经济条件，就对我说“穷儿不可富葬”的道理。回家后我又对二嫂说了，说这是四大爷的主张，她只好点头。你想，你还要“铺张”吗？你还有能力铺张吗？
唉，六大爷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死去的，怎么会客死他乡。但他却知道儿子高筑的债台是难以拆除的，所以才活出命来也要尽一臂之力的。
六大爷在世的时候，从小到老就是个爱唱，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我有许多会唱的歌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比如：美丽的鞍山，是宝石山，宝石山的宝贝采也采不完，炉火熊熊铁水滚呀……那时刚解放时候的歌，他心里和铁水一样的火热亮堂，燃烧着年轻的激情，奔放着对未来美好的热情。现在一切都化为灰烬，一切都成为一块铁板——可以盖棺定论了。
年少时，他和家父还有五大爷李若柏，一起离家到新城子读“国高”，叫做“国民高中”吧。家里对他们管教很严格，从来不许他们下饭馆，手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六大爷忍不住“美味”的诱惑，又不敢花大钱吃喝，就去煎饼铺赊账。到了年终岁尾，煎饼铺掌柜的就来家里讨账，这才露馅。由此，六大爷落个“李大煎饼”的外号，还挨了他大爷爷一顿臭骂。大爷爷就是我曾祖的大哥，那时候他是当家的，老哥几个生活在一起。
比起四大爷还有二大爷李若春这些李家的“败家子”，六大爷勉强够得上小巫见大巫中的小巫吧。
说起来这话就长了……
2 我的先祖（八三冤魂）（7）
2我的先祖（八三冤魂）（7）
六大爷在1957年之前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因故被精简务农了。他不像我对“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认命了，尽管不那么心甘情愿，只能面对现实了。他死后，我在他的住处那里，从他的身上找到了他保存了50来年的学历证明——“国民高等中学毕业证”。纸黄字犹在，写着他曾经有过的追求与奋斗，理性与夙愿。所以把它踹在怀里，是他看它为生命，像黄金一样的价值吧。
作为李氏后人，繁衍至今至少也有二百多人了，六大爷的脉系是唯一自始自终固守家园的一支人。其他五大支系（五位曾祖）或在解放前就迁移到外地了，或像我们这一支系也在十年前远走他乡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六大爷的支系是守着祖坟过日子的孝子贤孙。
50年代末（或许是1960年初春），辽河日益南浸，辽河边上的祖坟眼见被辽河吞淹了。其他李氏人家不在也不知祖坟的险境，六大爷一人把祖坟迁到沈北大堤之南。二三十座旧坟“举家”搬迁，确实是个大工程。旧的棺椁腐烂了，还要换上新的木匣，我们叫“精匣”，类似棺木，耗时费工不说，还得花许多的银两。六大爷为李氏家族做了一件功高至伟的大事，实在令我们后生感激他。
1960年冬，我家从外地搬回来了。除夕的时候，我们才有幸拜谒先祖的陵寝，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小时候不谙世事。
陵寝在堡子以东一华里，背靠沈北大堤。沈北大堤高十四五米，站在七星山上鸟瞰大堤就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横卧在曲曲弯弯的辽河之阴。陵寝的东西南三面均为平坦的耕地。其南面比东西两面要低很多，俗称郎家沟，原是一道水系，后开辟为田亩。这块洼地合作化之前属于我们家的，因为低洼就种些小麦等早熟作物。小时候家父还有孟二舅就在这里拔过麦子，是在水里“捞”麦子。那时我来玩，记忆很深刻。
六大爷把祖坟迁到这里，是因为这块地曾经是李家的，先祖到这来就有“灵归旧地，落叶归根”的意思吧。同时，这也是六大爷请了风水先生选定的，北高南低，高的是山，低的是水，倒是一处风水宝地了。
陵寝占地不是很大，南北各40米上下，呈正方形。最北面的坟头最高最大，埋葬着始祖李岳的遗骨，往南依次是太祖李焕绪、高祖李发。再往南，正对着高祖的是我的大曾祖，这是有说到的，就是“排山葬”的葬法。大曾祖西面是二曾祖，即我的曾祖，东面是三曾祖，曾祖们的次序自西至东为“213”。那时我的四曾祖还健在，但有他的位置，应该在二曾祖的西面。五曾祖在外离世，他的子孙没有把他的遗骨迁回，我们早就失去了联系。曾祖们的南面，有我的大爷（大曾祖的儿子）、二爷（李巨元的爷爷）、三爷（我的亲爷爷），三个坟茔落座。还有许多爷爷辈的遗骨没有迁进来，一是在外死亡没有机会迁回，二是“少亡”者按祖制不得迁回，我的过继祖父李春园就属于这一类的先人。那时那里还没有父辈们的坟茔，他们大都健在，有去世的又不能回得来。
六大爷还在陵寝周围栽植了许多树木，都是些杨榆树，忌讳柳树，所以没有一株柳树。长到那时，树都一人多高了，显然栽的是大树了。
从那以后，几乎每年的清明节、农历十月初一和春节，我都要去扫墓祭奠。
“文化大革命”来了，“破四旧、立四新”风起云涌，所有的古墓荒冢都实行了深葬。至此，先人的骨骸长眠地下了，再也不受风吹雨打了，真真正正的一梦千秋了。
四大爷和六大爷的亲弟弟叫李若成，于1957年深冬突然去世，太年轻了，可惜了。他死得很惨烈，追因为烈士，但同样不能进入祖坟。一是不是正常死亡，二是死在本溪安葬在公墓了。
李若成是我的九叔，自幼就聪明机灵。我记得，我刚记事的时候他就空手逮住一只火红的狐狸。后来他是怎么处置它的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大家都夸他“太有能耐了”。
解放后不久，九叔就去了本溪工作，后来就当上了科长。1957年社会上兴起一股干部下放到农村锻炼改造的风“运动”，第一批就有九叔一个。这批干部和部分欢送他们的家属，一共有80多人，乘坐一辆大客车，从本溪市内向郊区牛心台开来。
车过太子河时，这一边欢送的队伍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那一边的农民队伍名放鞭炮扭起了大秧歌。突然间，“咔嚓”一声，太子河冰破车沉，全车83人无一幸免，都淹死在车内河中。刹那间，喜剧变成了悲剧，欢呼声变成了一片绝望的哭嚎。
是冤家路窄吗？数九隆冬，冰冻三尺，这里竟然是薄冰。区区太子河夏日常常可以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