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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无代价的。我们的老弟“趋光性”很强烈，不管是否腌臢，只要有“光”就去依附，有利可图就忘了“义”的内涵。赵国权层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他，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孩子大了不由娘，何况我们是“松散”的义兄义弟的关系呢。
1997年，按上级指示精神，乡政府增设工会主席一职，属于副乡级级别。乡里先是从党委委员中提名，结果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有职无权的差事。孟庆华当时是党委委员之一，我任办公室主任。我考虑自己年龄偏大了，也不想掌握什么实权，只要轻松一点就满足了。别人不爱干的事我去干，总不能说我是有利可图吧。于是我和领导提出了“申请”。结果，王广福记对我的想法处之冷漠。在冷漠中，情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孟庆华出尔反尔，把工会主席的位置抢占了。
赵国权对此很恼火，他说：“你原来不干，大哥才提出要干的。他眼看就要退休了，能往上上一步还有机会吗？你怎么和他抢位子啊？”孟庆华笑道：“这你就不明白了，王记说了，我们们就从这个位子上过渡到副乡长。”
其实，从党委委员的位子上过渡到副乡长的机会更大。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赵国权不再和他理论了，不再对牛弹琴。
3 同僚密友（自毁前程）（2）
3同僚密友（自毁前程）（2）
孟庆华和贾记“很要好”，贾记走后和王记也“很要好”。逢年过节那些村官们或肩背手提、或腰缠兜揣地去朝拜领导，哪次不是不是他为渊驱鱼为林驱鸟的呢？这就是“很要好”的妙处，要的就是领导对他的好。王记真的够君子，从不背信弃义，好处统统都会给予他。在有谁来担当工会主席举棋不定的时候，为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他如愿以偿了，为自己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坦途。他在王记调走之前，顺利地由工会主席过渡到副乡长的“彼岸”，心满意足，春风满面。
王记走了，刘记来了。第一个叫刘记“五哥”的就是他。后来我才知道，刘记在家族中排行老五，就是“五阿哥”了。他离我们那么远，没有两下子的人怎么会对他了解得那么详尽？大概是刘记不买“五哥”的账，不拿“五哥”换钱财，更讨厌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所以“五哥”对他并不感冒。
赵国权干腻了，只好“让贤”，以此来“求闲”，求个清静，有些累了。
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从齐齐哈尔铁路中专毕业，先后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下属的同一个单位任职。和我一样，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生，早就想退下来歇歇了。我们在一起的话题是共同的、愉快的，相互之间得到的都是教益和互补，还有勉励与鼓励。工作上，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默契，再难的任务也都会很顺利地完成。
1998年春，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了，我们被分配到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群众工作最难做的那家村。结果，那家村第一个结束了这项工作，没遗留一点后遗症，群众皆大欢喜。那一年的工作，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工作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年底我就“提前离岗休息”了。我没有任何遗憾，对待工作与朋友都是尽心竭力，不遗余力。
人生在世谁也离不开交往，这是事实。以真诚把交往延续下去，交往则是永恒的。把交往当作牟利的过程，交往就变得龌龊而被别人抛弃，那是暂时的，利益也昙花一现，最终蜕化为泡影。这和婚恋差不多，相互爱慕的结合是甜蜜的幸福的永久的，为了钱财和地位的结合，这样的婚姻是暂时的苦涩的。即使能勉强维系终身，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难怪人们在交往中都是那样的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诚恳与真诚是交往的最好触觉。有了这个触觉就有了心心相通，我的另一个同僚李士和就对此深信不疑。
李士和小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妹三人拉扯大的，又走向了社会。我从来没见过他皱过眉头，他总有办法摆脱困境，而从不回首自怜。
他比我先一步下海，任乡办企业“丹侬洗衣粉厂”厂长。无论是经营之道还是对外交往，我们奉行的原则都如出一辙，不为流行的处世哲学所左右。我们负责的两个乡镇企业可有一比，是“同船之鸟”，都是获利渔翁放出去的鸬鹚，来捕捉我们所需要的鱼。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乡镇企业的大环境十分恶劣，虽然苦苦的支撑，但难得咸鱼翻身。后来，我们几乎在同时与企业“合作者”一刀两断，斩断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企业不再为他们被它们勒得不过起来，也不再为他们所宰而流血。当我们全身而退的时候，企业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是一个没有任何依附的独立企业了，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和债务纠纷等遗留问题。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安全”地撤退回大本营，那一段工作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肯定。但这期间并不一帆风顺，领导曾经不允许“下海者”上岸，不让我们回复原职到乡里上班，他们违心地自食其言了。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才得以“复辟”，领导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继续支撑下去，没有合适的人选继任，担心企业一蹶不振。李士和终于回去了，还是做他那个党委秘的工作。两个月后，我也上岸了，我的要求是换一个岗位。领导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考虑到下海期间虽然没有给乡里捞到什么大鱼，但也把船完整无损地开回港湾，功不可没。我的功劳在于：把原来的股份企业的股份，完全收回乡政府，主权不在旁落，挽回被他人“窃取”的资产100多万元。
回乡里后，我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和原来的职位属于平级。回来后，我和李士和的工作有进一步的密切起来。
他和我的工作性子相类似，浓缩一个字就是“写”。我们写的东西大体相同，或叫做完全一致，都是些汇报材料、经验材料、年终总结、年初计划、会议纪要、政府报告……之类的官样文章。所以，我们是同僚、同志，也是“笔友”“文友”。只要是领导一张嘴讲话，我们不是动腿就是动笔。还好，两个人一个动腿跑材料，一个动笔写材料，分工明确相辅相成，倒也其乐融融。动笔动腿这两种功能我们都兼具，所以写起来我们用不着精推细敲就能心照不宣，一笔成就了。对于材料，我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该完成的必须完成，能推脱的绝不抢时间去完成。但是，我们这种工作作风与态度还有速度把领导坑了，养成一些人懒惰的坏习惯，也坑了自己受苦不小。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写字的机器，有些材料在限定的时间里用嘴说都说不完，何况一笔一划地写啊？后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悟出了一个法则，“糊弄”。结果，糊弄的材料也能糊弄过去，看来，天下没有什么比糊弄更好糊弄的了，就像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一样，不糊弄就违反了客观规律，天理不容！
我们心心相连息息相通互溶互补。我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坚毅，他诚恳地接受着我的阅历。我比他年长十来岁，他常和我探讨有关孩子们的成长教育等家庭问题，我们无话不说。
一种向往，往往就是收获的开始，没有向往，人生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正因为如此，他才和我交流，也得到了“教益”。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这让他亦喜亦忧。他那几百元的工资供两个孩子念，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生活计，灵人也得出笨招，李士和夫妻俩承包了某军区农场60多亩稻田，以解决家庭财政之逆差。他用最脏的写字的手，换取最洁净的钱心安理得，虽苦犹甜，值得人们称道。孩子们深知父母的艰难与不易，学习上更加用心刻苦了。孩子们能有这样的心态对待父母和学业，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也不是苦口婆心所能凑效的。几年后，他们都考上了大学。由此说来，“文人”官人靠务农挣钱看似笨招，其实是高招绝招，总比靠权钱交易要干净得多，文明得多吧。
有人善意地开导他：在机关，你是少有的函授大专生，论能力水平，还是为人德行，混个领导当当还有问题吗？你怎么就不活动活动啊？工会主席空位，副乡长增编……
谁都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这个真理。他也清楚“花钱买官，升官发财”是硬道理，是一本万利的真经。但是，他执意不去念这个经，也不和任何人说这是为什么，只有自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这很像年轻人看对象，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为什么还要说出“不乐意”的道理啊，“埋汰”人家啊！你觉得那样做恶心，也许别人很得意，各取所需，任由自己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苦口婆心”的说教开导是毫无作用的。再后来的换届选举中，他按着“自然”法则，当选为副乡长，但被调离罗家房去了兴隆点镇政府，一直到如今。
有的“平民”不刻意钻营官位，有的“高官”却会把触觉伸向“平民”。确切点说，狮子大张口的领导，巧妙地为你设计一个让你自投罗网的感情投资的环境，外人称之为陷阱，或叫做“情网”。段景汇就被领导导演成了猎物，心不甘情不愿地坠入这个情网之中。
段景汇同我是文友，十多年前迈进了乡政府这个大院，做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官方身份是电影管理长的站长。他年轻我十多岁，有很扎实的文学功底，他的诗《我们农民是画家》曾获得辽宁农民报诗作大赛一等奖。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都认为段景汇前途无量，眼下只是缺少一块能敲开封侯挂印那扇大门的“金砖”而已，还有敲门的时机与胆量。
时机终于来了，不是等来的，而是领导主动送上门来的。
那一天下午，他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盛情约请他星期日早上到新民市区内帮领导搬家。幸福从天而降，他反到犹豫不决了，摊上了令他心烦意乱的麻烦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