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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初夏，我到新民出席“气象防汛服务会”，我们公社的另一名同志到农业局参加“植保会”，他是刚刚毕业的中专生丁健平。小丁个头高挑匀称，脸膛白皙帅气，特别是精神头很足……
我们不是一个会，自然没有住在一起，其实那时我真得不知道他回来开会。
那时到县里开会都是住宿的，报到的当晚没有什么活动内容，同行们便山南海北地闲聊。我见到了禇桂琴就到招呼，就问她弟弟禇永祥的情况：“你弟弟在学校处对象了吗？”因为那时王洪岩处了对象，我就问她弟弟是否也赶这个“时尚”。结果她听错了，以为我在问她，她便说“没有啊，我的对象难找啊……”。我笑了，就将错就错，就想起了我们乡里新近分配来的两名中专生。比较一下这两个人，觉得丁健平适合她，就把他的情况做了介绍。她很爽快，说可以见见面的。我是个性急的人，当即把电话打到我们乡政府，询问丁健平是否在乡里。以往，丁健平都是住在乡里的，他独身，也上进，很少回家。
乡政府（那时还叫公社）办公室的电话说，丁健平去县里开会了，并告诉了我他具体住在那个招待所。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也很热心，几分钟后我和丁健平通话了，并告诉他有关事宜。他说马上就过来，还说“看看她是应该的，人家同意看，我不能非礼，再说了，怎么也不能辜负大哥的一片美意是吧”。
丁健平来到我们的招待所时，天已经黑了。我在客厅里对双方做了简单介绍后，他们进一步的了解与我无关，丁健平去了禇桂琴的房间，我依然在客厅里等他们的消息。
那时候，我是沈阳日报和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经常给他们写新闻稿，得到的稿费比我当时的工资还要多，算是优秀的“重点”的通讯员了。我在客厅里无事可做，就写了一篇“新民气象部门为农业服务未雨绸缪”的报道（这篇稿件真被刊用了）。
几百字的稿件写完了，他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心里暗笑，这事大概有门儿，不然早就散伙了。
忽然间，客厅里一片漆黑——停电了。
过一会，电还没有来，他们才从楼上走了下来。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84年5月1日他们结婚了。考虑家庭与工作的原因和现实，禇桂琴也从金五台子调到了罗家房，继续做她的播音员，我还是编辑兼站长。
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隆重的婚礼，去了千山旅游就算结婚了。他们对毫无意义的铺张都很鄙视，但对他们的前程却可以的追求与创造。在她的支持下，丁健平考上了成人高等学校继续深造，那是他们快有孩子了。
3年学习期间，禇桂琴带个咿呀学语的孩子，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操持家务。她在罗家房没有亲属，他把我看作是他的亲哥哥，大事小情都探求我的看法，倾听我的意见。
丁健平毕业后，先后做了党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这时候，禇桂琴的孩子也大了，她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自己的初衷与“理想”。不久，她做了政府办公室主任，1995年升任为副乡长。
按有关规定，他们俩都是党委成员，不能在一个单位共事，那叫回避制度。随后，丁健平被调到兴隆点镇政府任组织委员，后升任为副镇长，直到如今。如今的禇桂琴50岁了，在乡里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们的孩子在长春念大学，2008年毕业，学建筑的，用上进来慰藉他们的父母。
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志、同事。朋友之间，物质上的帮助和互通有无是不可或缺的，但都是暂时的，决不可依赖。相对而言，精神上的鼓舞与付出才是永恒的，最为重要的，受益终生。对于我，他们对我的“启迪”让我一生难忘。
3 同行诸友（绝境复活）（5）
3同行诸友（绝境复活）（5）
我认为自己不傻，但我很“呆板”，也很“固执”，有些事不善于变通，或叫做很少对自己的前途做打算，一个心眼“干革命”，一条道跑到黑，只管拉车不抬头看路。尤其是我很钟情自己的广播事业，觉得那才是我人尽其才的天地。我的这个“执著”在别人看来有些太不合时宜了，饭碗子随时都会丢掉，后来也认证了这一点。
丁健平、禇桂琴夫妇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对我“三令五申”要我改行。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觉得问题实在是严重了，想改行也不如原来那么容易了。在他们的努力和建议下，我只好委曲求全，通过“后门”走出了广播系统。现在，广播战线全县崩溃，养老保险都没有了一点保障，医疗保险等于零。新民市的广播系统，无论男女老少全部“解体”，年龄大的“退下来了”，退休金不如公务员的三分之一，还有一次性买断的，难以维持生计，生活没有一点安全感，忧心忡忡。年龄小的，被分流到其他部门，同工不同酬，就像是城里的农民工，让人感到“凄惨”。
我是最讨厌“后门”的，因为凭我的能力水平，还是业绩人格，应该走“前门”的。但事实教育了我，自己的事自己不考虑不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为你“越俎代庖”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已经过时了，现在时兴的是“自己的刀就得削自己的把”。虽然违背了客观规律，但“好使”，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道理、那道理，合法地、合理地保护好自己应得到的利益才是硬道理！
一个健康的人，为了走好人生路都是这般的艰难，身有疾患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在我的同行中，一个残疾青年自强不息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默默地矗立着。他的精神够不上伟大，却算得上难得。
这个青年叫许明山，张家屯乡的气象员。他也是张玉林式的青年，靠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事迹曾在沈阳日报等多家媒体上登载。
许明山患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手和一条腿由不得他使唤，行动上很是吃力。他没有躺在父母的怀抱里或靠政府救济度日，和健康青年该独立的时候他也独立了，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路。
在气象还没有“升温”，普及“一刀切”的时候，许明山早就在家里立了一个气象观测站，积累了大量的气象资料，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这就是他的饭碗子，他很快就被调到乡里做了气象员。我们之间虽说百里相隔，但信往来却从未间断过。后来，气象和广播一样在全县崩盘，颓势比广播来的还早还猛。他和我一样，中心气象哨的地位也瓦解了。来信中，他说：“气象哨垮了，饭碗子打了，我在自谋，搞一个食品加工点……”
信中，我感受到了他的无奈与无助，悲凉与辛酸；同时，我也看到了他生生不息的支撑精神。我只能用“支撑”来描述了，说“奋斗”太过勉强，我也不忍心让一个残疾青年接受“奋斗精神”，那样有点不公平，强人所难，甚至是对他摧残，只有失去良心的人去鼓励他“奋斗”。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他告诉我加工点黄了，小卖店也黄了，又搞起了运输……读后心里很酸，想看到你个瘸腿人在黑夜里蹒跚前行。最后的一封信，是他在运输的闲暇时写的。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大哥，不要为我担心和挂念。今天我干这行，明天我有干那行，后天我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像今天晚上睡着了，明天早上又起来了，后天只要一觉没睡过去，能起得来我还会干下去……
他真的很乐观、达观，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能这样地活着，既幸运又骄傲，我很钦佩他……
1977年，正是气象事业火热的时节，夏末秋初，三伏未了，天气依然闷热，秋老虎很是厉害，想要吃人。此时，辽宁省气象局正在丹东举行全省规模的“气象服务座谈会”，我险些在秋老虎的口中丧生。
我和大民屯气象哨的马骏龙作为沈阳市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交流了经验。那是我第一次领略边塞英雄城的风姿，很是欣喜。在这里，留下了我们俩永生的记忆，和以生命作奠基的友谊。
马骏龙比我小十来岁，聪明好学，为人正直诚恳。虽然在我们中间他是个“新手”，但我们一见面就觉得是“臭味相投”的那种。在全县27个公社的气象员中，他的业务是个佼佼者。
在丹东，我们受到东道主十分热情的招待，饮食、娱乐、观光，安排得很是周到详尽。
那天吃过午饭，我们俩就回到“八道招待所”借以躲避日上中天的溽热。一觉醒来，我的腹部阵阵地疼痛，但没有大碍，也没太在意。
午后两点钟，丹东气象局为与会人员安排一场电影——《洪湖赤卫队》，放映地点是丹东军分区剧场，离八道招待所有一段很远的路程。
这时我觉得有些不舒服了，按理应该不去“看热闹”，在招待所休息才是。可是，我没有那样做……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还是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看过的，现在已经有十多年没再见了。它陪伴着我们那一代人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每次对它的回忆都让我感到亲切幸福。“文革”时文化荒芜了，想再看看它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1977年，老电影刚刚在人们的视野中复活，实在令人欣慰，也是很罕见的一幕。今天有了这个机会，我怎么能不去，求之不得。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腹痛加剧了，开始绞痛。我没有怀疑会得了什么急性疾病，但坚持要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大家都走了，万一病情真的很严重了，举目无亲，谁能照看我啊，我向谁“求救”啊。所以，我还是挺着去了。
电影刚刚开始，绞痛阵阵加剧，我还是硬撑着，不想影响他人。渐渐的，痛得我直不起腰来了，直到倒地翻滚，不省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