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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话有些让他似懂非懂，他不急于让我解释，知道我会叫他明白的，不然我的理论对于他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认为，人的面部充满了各种复杂的肌肉，受到比它更复杂的神经支配着。比如乐观与悲伤的神情，就使不同的肌肉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时间一长了，人的面容和脸型就被那种经常用的肌肉所左右，就形成了不同性格，不同“人格”的相貌。幼儿园的阿姨，看上去总是那么的慈祥温柔；董特派似的警察总是那么的一脸严肃，甚至是“凶相”……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心，见外表知内情”的道理。一个经验老道的人，往往看一个人的外貌，就大致知道他的职业以及为人、性格……
听了我这不伦不类的论述，他开始承认林彪的奸相了。
“听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秦桧、严嵩不是很老才死吗，你看林彪……”
“我看他不能长寿，他太处心积虑了，一脸的心思，心乱则寿短。”
他“嗯”了一声，我继续解释。
“诸葛亮是好人吧，他死时才54岁，六出祁山，屯兵五丈原，大小事和家里外面的事，事无巨细，日理万机，他英年早世了。”
“对啊，一个忠臣尚且如此。那奸臣就更不用说了。”
林彪加快了“紧跟”的步伐，“作得凶死得快”，我坚信这个理。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而来，吓得我和李玉甫直伸舌头。要知道，咒骂林副主席，要比“诋毁”伟大的领袖罪加一等。我们都在暗示对方守口如瓶，千万别把那天的事捅出去，也都在盼林彪早一天倒毙，好松一口气。
“913事件”终于爆发了。当时我已经在学校任民办教师，教两年的“初中”了。
那是仲秋，下班之前接到学校所在地——二道房大队党支部记谢长林的通知，要求全体老师晚上到大队部开会。
通知的态度很是严肃，会场比通知还严肃。大队部已经有人了，都是党员，不像往常有说有笑。因为，记的脸色很凝重，所以空气也跟着凝重起来。
我感到很荣幸，能和党员在一起开会还是头一次。那时的党员属于缺，全大队除了几名大队干部是党员，剩下的就是个别的生产队长了，没有白丁党员，学校的校长都不是，他也感到受宠若惊。
记看人都到齐了，咳了一声，开始传达重要文件。传达前反复严明纪律，文件内容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包括妻子儿郎……
接着，谢记面沉似水，如同考妣仙逝，捧着骨灰那样拿起文件，像念悼词似的宣读文件内容。他竟然把林彪说成了“林副主席”！也许是精神高度的紧张，也许是惯性为之吧，想了半天才去纠正。对此，我也很不自然，觉得还是把林彪叫“林副主席”为好，顺溜。突然间称谓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所适从，都像管自己的爹不叫爹，直呼其名那样不孝敬。
林彪终于倒台了！大快人心，慰藉我心。对此本该弹冠相庆一番，但没有谁敢喜形于色，一吐为快。人人都还在梦中，不敢承认这是事实，一旦说他死了，人家没死，你就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少说为佳。
就在文件传达后的国庆前夕，人民日报不是还有这样一条消息吗，大意是：人民画报将刊登一组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一起的图片。
由此可想而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不说为高。
谢记宣读文件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但没有喝一口水，坚持着把文件念完。尽管有许多白字错字，咬文嚼字的先生们毫不在意，我想，只要你别把“死”字念“活”了就好。
按照谢记会前的要求，会后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议论林彪之死，都害怕这是“指鹿为马”，是个陷阱，圈套。万一人家察言观色，暴露自己的立场，然后，对“反对派”一网打尽，后悔就晚了。
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玉甫。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好像刚刚睡醒似的，还不能正常发音似的，小声地讲述着林彪之死。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更有神的，比如，说他是被某某部队的导弹导下来的……添枝加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彻底地醒了，开始大喘粗气地评论着。直到这时，李玉甫才把我的预言公诸于众，抬举我有高见、远见。但是，他没有“远见”，把我坑苦了。
我被公社的领导及其秘密地找去了。严厉的批评，我倒并不在乎，说要把我从学校驱逐出去，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领导的理论是：
不管怎么说，林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用不着你上中农、臭老九来说三道四的，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
悲哀啊，相当的悲哀！悲哀的不仅仅是他的理论，而是人们对谬误的崇拜竟然疯狂到了极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某些人竟然被奴化到如此地步。这不是悲哀是什么？这，比我的预言还伟大。
3 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3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我没有预言的功能，但我承认自己的“远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林彪是彻底地倒毙了，然而“树倒猢狲并不散”，天上依然是风云翻滚，人们心中自然是阴霾笼罩。在“批林批孔”、“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大题目之下，还簇拥着数不清，接应不暇的小题目，把人们的思维尽数卷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去，以完成林彪“未尽的事业”中来——这就是我当时对政治空气的嗅觉，也是众多嗅觉还没有全部丧失的人们，共同保持着的沉默共识。
那时候，我不再想有什么“预言”了。因为两次预言虽然都给我蒙对了，可没有给我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相反却滋生出重重的危机。我已心悦诚服地认账了，我笃信：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对预言应该“忍让”才是。这也算积点口德留给日后的子孙吧。
同时我也坚信：轮到我的下一代，绝不会像我这样失魂落魄。这也是我还没有来到学校，也没有娶上老婆时就有了的想法，在后来的林彪死后我更加坚定下来。再之后，我在一边劳动一边教学中，思谋着我对未来的愿景，对下一代的构想，那时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1970年9月1日，二道房小学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实行“小学戴帽”的教学体制。所谓“小学戴帽”，就是小学和初中一条龙，小学5年，初中2年，不出校门念7个年头，小学生就是初中毕业生了。于是，各个小学师资缺。
经过极其耗时的期待，我终于看到了当老师的希望，就报了名，就等待人家的召唤，做好上任的准备。
老婆说我白扯、瞎扯、胡扯，没给人家送一分钱的礼，你会当上老师吗？她让我死心，我和她打赌，我说这事十拿九稳，你就帮我准备准备吧。她看我说的那样有把握，就觉得可能是一场大暴风雨即将来临，雨点有可能淋到我的身上，就开始为我量身定做“嫁妆”。
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有一条蓝色的毛料女式裤子，在沈阳中街买的，花了40多元，堪当天价。1967年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起早贪黑干一年的活，我从生产队才领回38元钱，一条裤子就是一年的汗水。她舍不得穿几回，给我“毁了”，变成了男式的，体面一点吧，没有钱买新的，我有些难为情。
不久，我如愿以偿，第二次走进了学校，教初中的数理化课程。老婆很高兴，在农村，民办教师也是最有文化的文化人了，何况我还教初中啊，很神圣的啦。我也总算能够再次和本打交道而感到一丝的欣慰。
第一天下班回家，老婆再次问我能当上老师的奥妙机关。我说，其实这事很简单。现在教育大发展，就像一场暴风骤雨，雨点多，有头有脸的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塞进去，怎么也得有一个两个说得过去的人选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说得过去，我就混了进去，鱼目混珠吧。说过，我和她都痴痴呆呆地笑了，谁是鱼目谁心里明白，大家都明白吧。和我一起混进去的，还有王玉杰、张国礼。读高中的时候，他俩比我晚三届，我们既是校友也是老乡。他们毕业时没有高考了，“文革”闹的，大势所趋。他们和我不一样，我的高考是被人为地取消了的。
在一次和王玉杰交谈中，他问我：“64年你刚毕业时，不是当过老师的吗，后来……”
1964年夏末秋初，我确实在父亲的周旋下，当了3天民办教师，仅仅是3天。想不到刚上班就被人告了御状，说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不让贫下中农干啊，非得找个上中农？我看这也不是什么特好的差事，没等人家公社下令，自己就打马回山了。如今所以自己又去争取，目的不在教，而是为自己充电罢了，下一代希望我这样，这就是我的愿景吧。没有电，所有对子女的期待都会瘫痪、死机啊！
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本来可以恢复的高考又中断了妊娠，胎死腹中。于是，大批大批的工农兵在反潮流的热浪中，迈进了知识的殿堂。他们梦寐以求的等待，在刹那间完成了分娩的全过程，没有痛苦，一切皆大欢喜。杨焕忠、谷万国，就是其中的幸运者，还有后来的王玉杰。
初中的时候，杨焕忠在我上一届，毕业时他考上了中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中专下马，他没有完成学业，成了最早的民办教师。
他的父亲是大队的老支部记，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的代表，世称“老贫农”，在学校说一不二一统天下。他的岳父陶校长，对他的深造更是全力以赴，于是间杨焕忠就成了文革后首批“辽大”的大学生，化学系的学生了。
我知道世态的深浅，不会和他竞争，涉足其间搅浑水。第二年，我升学的心又萌动了，就去到公社找那个负责报名的人，希望我的旧梦重圆，或者叫死灰复燃。
其实，我上山下乡的时候，肚子里的怪胎就孕育了。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曲线升学的蓝图，因为那时候有政策，下乡劳动二年就可以报